林行止先生曾经是令人尊敬的报人，但近年来的言论，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此公近日撰文称，大陆今年保八“不成问题”，他的理由竟然是，“只要想及中央可以在毫无阻力之下调动全国力量做好一件党中央已决定的事，便不应对‘保八’有丝毫怀疑；何况若‘保八’不成，领导人及发改委的威望何存？”以如此逻辑讨论经济问题，令人瞠目。

    本来，如此肤浅的推论，根本不值一驳，但林先生倒是以最直率的语言说出了某些官员、某些专家、乃至某些民众的心态。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很多人的盲目乐观，也正来自于此——人们似乎一直都未使用“衰退”这个词。反倒是决策层，始终保持着极大的警惕，对局势的估计比外界都要严峻，这也正是救市措施雷厉风行的原因。

    这很可能是因为，高层其实比谁都清楚，政府不是万能的。不论是在正常时期实现经济增长，还是在衰退时期实现经济复苏，都是如此。如果政府像林先生所说那样，只要决心干什么事情就可以干成什么，那么，上世纪50到70年代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当有最优表现。但事实上，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逊的权威统计却是，当时的中国是东亚经济增长速度最低的。

    最近一轮经济周期也说明，政府对经济不可能操作如意。前几年，政府反复进行“调控”，过热的经济就是顽固地不降温。而当其降温的时候，却表现为几乎无人预料的剧烈下跌。而当政府已经开始采取了相当强有力的措施之后，经济增长速度是否止跌，仍然难以判断。

    上面的论辩，绝不是为了说明，面对衰退，政府根本不应当采取救市措施，也不是为了说明，即便政府采取措施，也根本无用。政府的措施可能是有用的，但是，政府要使自己的措施产生效果，应首先应当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之限度。换言之，政府应当意识到自己的正当角色。唯有如此，政策措施才能发挥事物的内在逻辑所允许其发挥的那种作用。

    政府的正当角色，需要置于市场、或者说企业家的相对的框架中予以说明。经济增长是人的心灵活动的外在投射，物质性资源不过是人们用以实现自己主观判断的工具而已。因而，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蕴涵在人的心灵中，即是人们的企业家精神。因此，经济走向复苏的唯一动力，是企业家对于自己计划从事的经济性活动将会获得自己期望之收益的信心。有了这种信心，人们就会积极活动，而经济繁荣无非就是人们积极地从事经济性活动。

    依此，经济活动的主角是人，而不是政府。政府对经济复苏所能发挥的作用是辅助性的。也就是说，政府的作用仅在于，采取某些政策措施，稳定人们的信心，甚至增强人们的信心。这样说来，政府对于经济复苏所能发挥的作用，主要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中国政府尽管深度介入经济过程，但其直接投资的比例也依然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政府要推动经济复苏，不是靠自己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直接做什么，而是靠自己的政策对社会中经济活动主体的主观判断产生影响，使之去做有助经济增长的事情。

    因此，信心刺激计划是政府当前最应采取的措施。这种措施，有的时候是“实”的，但通常可以是“虚”的。后者的成本比较低，政府的措施是借助企业、消费者发挥作用，如果操作得当，可以收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美国政府拯救金融机构，就是比较虚的。它不是拯救实体，而是通过保护金融体系维持经济活动主体的信心不坠。如此救市的成本是比较低的，而在它背后，隐含的是这样一种经济哲学：经济活动主体是企业，是人，而不是政府。

    在中国，衰退时期政府刺激经济的计划总是容易倾向于实体化，也即，政府大规模投资于实体经济领域，或者大量发放各种补贴。也就是说，政府通常自己出面扮演经济活动主体的角色。林行止似乎恰好道出了这种政府行为模式背后的经济哲学。但是，政府真的能够让无数各有自己目标、计划的人组成的经济体俯首听命吗？政府超越自己能力的做法，通常不能达到其预想的目标。经院哲学家承认：上帝也不可能超乎逻辑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