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受欧美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占全球经济总量超过60%的欧美发达国家或将面临衰退。由于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超过70%，欧美市场订单大幅减少，对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产生了较大冲击。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省份众多中小型出口企业相继倒闭，这种状况，无疑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很大负面效应。

　　“危机”一词意味着危险与机会。中国经济有着30年成功发展基础，正处于2008年的重要转折点。中国若能在当前步履维艰的环境中运筹帷幄，把握危机中难得的机遇，进一步放松经济与产业管制，并考虑给予民营公司更多发展空间，可成为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个措施。

　　发展服务业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步履维艰。原因之一，就是国家负债率过高。在金融风暴冲击下，全球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负债率较高的经济体由于外部可用资金几乎枯竭，难以为其即将到期的外债进行再融资，使这些经济体处于破产边缘。部分积累了巨大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也在偿还外债方面遭遇困难，如阿根廷、韩国和俄罗斯。

　　政府负债率较高，限制了宏观经济政策干预经济的运作空间。而一旦刺激方案无法填补工业投资产出与消费之间的“缺口”，失业率与社会消费则会陷入长期低迷，经济进入衰退。

　　相对而言，中国名义国债占GDP比重仅为16%，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可谓最低。可以说，中国政府拥有相对优良的资产负债表与财务状况。同时，中国国内储蓄率为全球最高，个人与家庭的财务状况也许是较为优质的。相对较低的国债负债率为中国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提供了很大的财政政策运作空间。不久前，针对全球经济衰退预期，中国政府公布了占2007年GDP比重为14%、总额为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通过各级财政拨款投资于铁路、公路、电力等基础行业，增加就业，拉动相关行业恢复增长。

　　实际上，自2006年以来，中国政府致力于经济增长模式与产业结构转型——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型社会过渡，经济转型战略任重道远。从全球范围来看，主要国家核心GDP构成以内需为主。比如，美国国内消费占GDP比重约为70%。外贸依存度较高的日本，其内需占GDP比重也达到60%。同样是新兴经济体的印度，内需占比也超过50%。

　　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典型特征是，服务业占GDP比重较高。比如，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比重在60%至70%之间，美国高达82%。印度服务业在2003年达到发展高峰，占GDP比重超过62%，后虽有所调整，但整体占比仍超过50%。比较而言，2007年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仅为42%，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多数新兴经济体。

　　综合以上分析，我认为中国政府可以从经济战略转型的角度，将积极财政政策运作着眼点同样放在大力发展服务业层面，支持本土企业在各种服务行业领域内取得更快发展，以实现经济整体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

　　放松管制，拓展民营企业发展的空间

　　目前，中国近70%的GDP由民营企业创造，却只拥有30%的经济资源。一些市场规模庞大的产业领域，如通信、银行、铁路运输等，基本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垄断是一把“双刃剑”，从短期效应看，它有助于在金融危机时稳定内部经济。但长期而言，它会抑制竞争，削弱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形成长期经济增长的长期良性机制。

　　此外我们注意到，尽管许多国有大型垄断企业已跻身“世界500强”，但在行业排名上，这些中国公司鲜有行业前5名之列。垄断经济往往造就一些内战内行的“高衙内”，处于“全运会冠军”的地位，而在全球资源整合竞争中，可能被不断边缘化，难以产生印度米塔尔钢铁一样的“世界冠军”。

　　相比之下，部分开放程度较高、民营企业参与度较为活跃的行业中，如零售、互联网等，却诞生了苏宁电器、阿里巴巴、百度、分众传媒等一批拥有很高市场影响力的私营企业，它们大多实现公开上市，拥有比较高的公司市值，借资本市场放大了既有公司竞争力。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企业收入增长较快，在各自行业内创造了一个较大的消费市场，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对拉动内需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制造业相比，中国服务业未来发展空间巨大。故此我认为，应对全球经济衰退预期，实现中国经济战略转型与自我良性增长，需进一步深化改革。主要方向之一，对一些发展潜力巨大的服务行业领域，进一步放松管制，并给予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值得考虑的行业可以包括通信、医疗、教育、公共交通、金融、石化、环保等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