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公共事务Deng Yuwen

　　在国人庆祝国庆的时候，诺贝尔奖也陆续颁出。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由美籍华人、被称为“光纤之父”的高锟和另两位美国人获得，但对我们来说，高锟的获奖可能更刺动神经：为什么又是华人而不是中国本土科学家获得诺奖？

　　在诺奖的百多年历史上，共有400多位获奖者，尽管此前有6位华裔科学家位列其中，但中国本土却没有贡献一位诺奖获得者。这并不是说，中国在这上百年历史中没有产生一项与诺奖匹配的科技成就，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对人工胰岛素的合成就完全有资格获得诺奖，但必须承认，原创科技成就和重大发明与发现，中国人贡献得的确不多。如果这是在中国国力还弱小，人们还在为吃不饱饭而发愁的时候，尚有情可原，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已位居前三，科技实力据说也很强大，我们却依然徘徊于诺奖的大门外，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了。

　　早在几十年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其煌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这就是科学史上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我想，有关“中国本土为什么没人拿到诺贝尔奖”的问题，也可说是当代的“李约瑟难题”。

　　对“李约瑟难题”，李约瑟本人曾尝试着进行过解答。他认为，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一些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八股文扼杀了学生探索自然的兴致，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李约瑟的这个解答也适合今天。虽然影响科研的因素有很多，但无疑整个科研的大环境是导致中国科学家创新性和创造力不足的最重要因素。例如，我们的薪酬制度，将薪酬和短期成绩挂钩，逼着员工出效益，对于中小企业可能适合，但对于高等教育则不大适合。再如，考评制度也逼着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去造假和抄袭。

　　不过，我想指出的是，浸淫于整个社会的官本位意识及其行政主导科研和学术的体制对科学和创新产生的负面影响尤其不可忽视。官本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府官员为科学家确定科研重点，科学家主要追随官员意志，从事能够显示官员英明的研究项目，而不是由科学家来主导研究项目。这种科研政策和科技体制的目的，就是要科学家“早出成果、出大成果”。面临着这种巨大压力，作为理性的选择，科学家只能去搞一些短平快的东西，一些确定性很强的项目，而对于不确定性很大的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则是能避开尽量避开。由此也就在我们的科技环境中，形成了一种“不允许失败”的原则。但实际上，就科学研究来说，失败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会给研究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而由于害怕失败，科研人员对未知领域就不敢去尝试。

　　研究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取得获奖成就的年龄可知，他们大多是在26~45岁期间做出的，比如，7位华裔获奖者就是在这个年龄层完成了他们的科研成果。但是，相比之下，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中国科学家施展才华的机会太少，这是因为，首先，决定中国科学家在科学共同体中地位的是其年龄。中国教育的近亲繁殖使得学生依附于老师，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挑战老师有如犯上，有悖于中国的传统和社会的价值观。在这里，中国知识分子不向权威挑战的所谓忠诚和团结，成了科学进步的历史包袱。

　　其次，青年科学家本身科学知识积累不够，又没有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优秀科学家，尤其是优秀中青年科学家人数之少，使他们很容易被推上科学管理岗位。而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以及稀缺资源与职位挂钩，一些青年科学家也愿意离开研究一线，结果，他们用于科研、指导学生或阅读科学文献的时间很少，青年科学家在富有创造性的年代脱离科研，意味着他们的科研生涯提前结束。

　　对美国诺奖获得者的调查也表明，获奖离不开科学的接代连续性。也就是说，知识的积累与创造，不仅与前人的劳动有关，而且还与几代人之间的智力接力有密切的关系。“知识遗传”因素的影响，最主要体现在对前辈的治学态度、研究方法以及思维习惯的潜移默化的继承上。但在中国的科技界，盛行的却是“论资排辈”、只愿做“鸡头”不愿做“凤尾”的现象，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知识积累的断裂。

　　只有解决了上述制约中国科技(0.243,0.00,1.67%,经济通实时行情)发展的“李约瑟难题”，中国科学家才可能与诺奖亲密接触，中国才有望在世界科技领域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占有与自己大国身份相称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