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回到家族企业这个概念。麦肯锡的调查数据表明，少有家族企业可以在几十年内持续发展、顺利传递，但就此质疑华人企业家的承继，似乎并不成立。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是，家族化的企业管理权传承，远比现代企业制度时间久远，自然经受历史考验更多，且不说为人津津乐道的职业经理人制度蕴含巨大道德隐患，职业经理人亦不可保障企业可以在大的时代动荡中基业长青。

　　还需要考虑到的是，这个数据本来表达的就是一种现代企业制度与家族企业的杂糅，而不是讨伐家族制本身或者若干败家子。就像现时很多家族创制的企业，其实际控制权已经不在家族手中一样。

　　具体到赌王的个案，如果稍作分析，似乎我们也不必太过担心。赌王三代叱咤港澳商界风云，从资助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香港首富何东爵士、到其弟何福（何鸿燊的祖父，亦为华商五杰），何氏家族很少离开商界的顶尖位置。

　　不仅如此，他们也多有子嗣，如何东有十一子女，何福和何鸿燊的父亲何世光皆为十三子女，如此也是与何鸿燊的十七子女在一个数量级上，后代人数众多看来并没有影响家族产业的兴盛。而家族中最大的一次风波动荡，并不是发生在财富与财权的继承上，而是源于何鸿燊的叔叔何世亮一次股票投机失败行为，这令两个兄弟自杀身亡，何鸿燊的父亲亦逃亡越南。

　　何鸿燊10元港币独闯澳门的传奇，无非是为了光宗耀祖的志向与反哺母亲的孝道，相比职业经理人的制度，这种道德与情感维系，很难说不是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对各路富豪遗产继承分割的热衷，除了“目睹”财富转移所达成的虚拟体验与八卦心理外，也能从中获取一种传承的感受，毕竟我们相信代际间传承的不仅仅是遗产，比如“虎父无犬子”的认知。香港著名作家、资深音乐人黄如此评价赌王：“他的风度，连我这个没有什么同性恋倾向的男士也被迷倒。”我们似乎默许这样出色的人物，是可以将优质的基因更广泛、更有效地进行传承的。就像前几年我们热衷于讨论成吉思汗如今有几亿后裔一样。

　　就此，长期被诟病为压迫妇女的妻妾制度，其实更主要是为了满足继承权与选拔合适家庭继承者的问题。无可否认，财富催生了风流，而这背后其实也有制度性考虑。

　　当然在赌王个案中，何家是女人主事，妻女多在商界、娱乐界表现卓越。比如四太就进入了赌场这一核心产业，且是通过了承包制的考验，因为即便是赌王安排的人，达不到经营指标，照样要“下岗”。换言之，对于那些精力充沛、眼界广阔的企业家来说，他们会有意从家族中选拔合适的继任者，而且即便是家族企业，亦有元老组成的各类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管理措施。

　　社会资源对于个人奋斗的价值也不容否认，甚至是核心资源，而这样的资源更容易在家族内部流动。如何鸿燊独闯澳门的豪情背后，其实也是得到一位叔公的举荐。

　　可见，家族本来与制度是不冲突的，家族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中最长久、最坚实的一种制度吗？维护家族后代权益与保障基业长青之间，并没有天然的隔阂，问题在于如何进行更顺畅的制度设计，无论如何，它们都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如果在这篇短文中我们需要有什么结论性的意见的话，那就是任何一种企业行为都是有其理性考量存在的，都有相应的决策力量与机制、团队来保障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社会”生命体的延续，不同的继承法无非像顺产与剖腹产的区别一样，各有利弊。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