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鸿燊在助手的搀扶下走下赌场的楼梯。这位87岁的赌王需要选择谁是自己千亿家产的继承人。
企业继承的顺产与剖腹产
任何一种企业行为都有其理性考量存在,都有相应的决策力量与机制、团队来保障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社会”生命体的延续,不同的继承法无非像顺产与剖腹产的区别一样,各有利弊。文·河伯
每当商界豪杰枭雄病重弥留之际,我们似乎就习惯性地绷紧神经,因为数不清楚位数的遗产,终于要有个交代。当然,以豪门恩怨的逻辑来看,此时不仅有遗产浮出水面的盛景,亦有八卦浮出水面的妙景,而八卦也往往与遗产相关。
华人富豪的去世,尤其如此。原因毋需赘述,无非是屡次提到的华人讳忌早立遗嘱、华人企业家族制色彩浓郁,情理不分等等。
如果纯粹以西方法律传统的视角来看,华人遗产继承确实搞得太过复杂与悬疑,而通过法律层面的继承法与个人层面完备的律师服务,西方企业家相比之下能够更清晰更方便地处置自己的财富继承,譬如被人广泛传诵的盖茨和巴菲特。
而华人的最新反面例证,则来自于赌王何鸿燊,且以王永庆、龚如心的遗产大战为背景。今年7月,病重入院后,好事者就为他计算出有百亿财富可供继承,但有四房妻室十七子女,以及像王永庆遗产案、龚如心遗产案那样,天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私生子或神秘外姓客,可参与继承。
不过,以上引述的分析评论方法,未免有八卦与不负责任的嫌疑。与此相伴的问题是,“好的”继承制度是不是就像剖腹产那样,精确而可靠?
这个世界只有好的继承与不好的继承,或者两种或多种继承方法,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西式或东方继承,欧莱雅的女继承人也爆出将大额遗产赠与摄影师的事件,而遗产的悬疑结局与白热化争夺,从来并且会一直存在下去。特别是针对巨额遗产的分割,律师的存在非但不是一种屏障,反而是一种助推作用,毕竟律师是要收取佣金的。
其次,我们要区分财产继承与企业控制权的更迭。以何鸿燊为例,数据显示,个人财产百亿计的他,其旗下企业实际控制的资产达到数千亿。个人财富的传承,无非是一种小范围的再分配,其结果也会局限在家庭内部的维持、发展或挥霍,反面教材譬如变卖祖产的八旗子弟们。
固然,将财富视为终将回归社会是一种旷达的道德或者一种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但财富本身毕竟为现时的社会体制所推崇,以最宝贵的东西馈赠关系最密切的妻女子嗣密友,似乎也无可厚非。我们更需要考虑的是,相比财富传承的人情味,企业控制权更迭的不同之处,是因为企业作为现代社会的经济、文化与社会诸方面要素与利益的载体,企业的动荡会引发更大范围的影响,家族内部的财富分割,可以作为八卦在茶余饭后消费掉,家族企业的前程则要影响到很多人有茶有饭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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