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鹏 （作者为广州景基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各方舆论事先预测，G20成员国高层领导人将同意在匹兹堡峰会上统一撤走经济刺激措施，各国高层领导人同意将更多地使用“退出策略”一词。然而，峰会的公报草案则称：“在全球经济恢复稳定增长之前，我们将继续采取措施；与此同时，我们将避免过早退出经济刺激方案。”这表明，当前各国对于经济复苏的信心还不够强大，经济刺激方案的效果并不明显。

时至今日，各国政府对经济刺激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经济复苏的速度依然低于预期，许多国家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而各大金融机构仍在承担美国次贷危机所带来的损失。这显然是G20不愿过早采取“退出策略”的主要原因。

其实，对于该在什么时候采取“退出策略”，还可从另一个角度，即未来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局势来思考。如果说，我们判断出未来会出现高增长低通胀时，那当然无须退出；但如果会出现生产停滞、失业率上升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经济“滞胀”现象时，那现在就应及时刹车了。

当然，经济学家不是算命师，也不是科幻作家，对于中国的发展前景，我们只可依据理论推导和历史经验来推测未来发展趋势。庆幸的是，上个世纪70 年代到1982 年美国所经历的“滞胀”，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借鉴。

综合多个学派研究者的事后分析，美国在上世纪70 年代的“滞胀”的成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社会福利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政府管制政策。首先是社会福利政策扭曲了市场合约，恶化了生产效率。20世纪60年代，美国第36届总统约翰逊提出了建设“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内政纲领，扩大了政府对社会福利所承担的责任，颁布了有关就业、医疗、教育、生活和住房、城市发展等一系列法律。这种大规模的政府转移支付的福利支出直接扭曲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自由合约，直接导致了生产率由上升转为下降。与此同时，工资福利水平却在不断提高，以至于1970年后工资上升幅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

其次是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了货币供应量过大，造就了通货膨胀。卡特政府在1977年执政后开始实行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77年至1979年3年间M1的增长创战后最高记录。这导致1979年第四季度通货膨胀率上升至12.7%。1976年第四季度至1979年第四季度，在黄金和石油价格都迅猛上升的同时，美元不断贬值。因为，过多的货币供应只是在取得“短期成效”的同时，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推到更高水平的均衡。

再次，美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挤压了生产性投资，促成了恶性循环。通过政策来增加政府投资，不过是政府投资来代替了私人投资。这些非生产性项目的政府投资一方面挤出了生产性投资，减少了企业雇工人数；另一方面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量减少，部分地导致通货膨胀。

最后，政府管制政策破坏了市场机制，引致了寻租和腐败。伴随着罗斯福的“新政”的展开，美国在“命令与控制”理念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政府管制制度和一大批管制机构。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联邦管制机构平均每年发布规章7000多件，管制成本平均为6400多亿美元，造成了市场的扭曲和低效率，以及寻租和腐败的产生。

美国30多年前的教训，提供了许多值得我们思索的东西。当前，笔者以为，我们尤其需要对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隐患保持高度警惕。比如，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并未使雇员得到更多利益，却埋下了大量合约解除，生产率下降的隐患。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在收获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失业与通货膨胀的风险。与此同时，以减少“过剩产能”和“结构调整”为指向的管制政策也开始减弱市场的自动调节功能。这从最近黄金价格持续上涨、股市大幅动荡、就业压力加大等现象中，都可看得比较清楚了。

那么，如果立足于防止长期“滞胀”的到来，该如何采取“退出策略”呢？简单地说，这个策略大致包括以下几项：控制货币供应，扎紧货币水龙头；开放民营经济投资领域，疏通投资渠道；设法促进合约的自由签订；放松企业、金融、工资等管制政策，激励自由竞争。可以确信，只要给了企业和个体在经营上更大自由，面临竞争的威胁，他们就会采取新的市场、技术和组织上的做法，这才是实现经济复兴的必由之路。

哪个国家最先采取“退出策略”，就有望取得未来十年的领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