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9月26日讯 “你是杨瑞法吗？我们在网上看到了你写的关于宝钢的文章，谢总约你明天下午到公司来聊一聊。”

1999年4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时任宝钢集团总经理谢企华的秘书陈东彤，辗转找到我，开门见山地说。尽管陈秘书一再嘱咐：“没事，不要紧张”，但我还是有点忐忑。

此前的1998年11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由宝钢、上海钢铁、梅山三家钢铁企业(简称“三钢”)联合组建的上海宝钢集团公司刚刚在浦东隆重挂牌，媒体一片叫好。但1999年2月，我前往宝钢调查采访，却觉察到了隐忧。

如今，10年过去了，在这10年间，当宝钢收购重组新疆 八一钢铁、广东钢铁、韶关钢铁以及宁波钢铁的消息一次又一次地引起人们关注时，上述一幕就会在我脑海里浮现。因为，这是宝钢历史上的首次联合重组，当时宝钢员工甚至抱怨：“这是桑塔纳拖大平板车，有可能把宝钢拖垮。”

并非“强强联合”

接到陈秘书电话翌日，我便前往宝钢集团总经理的办公室。虽然这是我与谢企华的初次见面，但她的平和、坦诚使我的顾虑彻底打消。谢企华仔细倾听了我的意见，交谈中，人称“铁娘子”的谢企华，脸上竟也飘过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愁云。

宝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1978年12月23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翌日，尽管围绕“中国要不要建宝钢，能不能建宝钢”的争论仍不绝于耳，但在上海宝山的长江边上，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投资项目——宝钢，终于打下了第一根钢桩。

1998年，宝钢已经成为中国钢铁行业的“大哥大”：自1985年9月投产以来的13年间，宝钢累计实现销售收入1714.41亿元，利润230.17亿元，上交利税246.66亿元，总资产达到970多亿元。

然而，经过多年连续高速发展，宝钢压力逐渐显现。1995年以来，在销售额相近的情况下，宝钢利润指标逐年下降：1996年，实现利润31亿元；1997年下降到22亿元；1998年仅为10亿元。1998年上半年，宝钢的出口一度受阻，出口量落在国内几大钢厂后面，甚至国内市场也出现了“等米下锅”的情况。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钢铁航母——宝钢集团浮出了水面。

然而，新组建的宝钢集团虽然在规模和技术实力上达到了航母级别，但三家成员企业的发展却很不平衡。例如，上钢虽能生产1100多个品种的钢材，但大部分产品档次低，成本高，供大于求，经济效益逐年恶化。1998年，上钢生产钢材543万吨，约为宝钢产量的74%，但实现利润仅为宝钢的10%，而且这1亿元利润只是上钢系统账面数字，若剔除调整因素，仅上钢一、三、五厂实际共亏损9.95亿元。

此外，上钢和梅山，尤其上钢的设备和工艺老化问题当时已十分突出，据专家估计，对上钢和梅山的改造约需上百亿元的资金。但两个企业经营亏损，债务沉重，完全无力进行更新改造。

与“钱从哪里来”相比，“人往何处去”更令宝钢集团的决策者们劳心。拥有十万大军的上钢冗员众多、劳动生产率低下，而旧工艺、旧设备的更新改造将使大批职工下岗或转岗，宝钢如何妥善安置这些人员？

“三钢”联合虽然仅4个多月，但宝钢领导层显然感受到了这一串沉甸甸数字所带来的压力，他们希望有一个合适的管道向国家高层反映“三钢”联合后宝钢所面临的困难，并希望在政策层面获得国家的帮助。而我的报道适时地发挥了一个管道作用。

“要按市场经济原则操作”

然而，“三钢”联合是国家重大决策，因此，尽管宝钢领导层面临巨大压力，但他们明确表示，一定要把联合的事办好。

与此同时，宝钢渴望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全力帮助其走出困境，如“给予宝钢兼并劣势企业的优惠政策”，“下岗人员的安置资金应按照企业、社会、财政各负担三分之一的办法予以解决”，“上钢和梅山现有的巨额债务，由国家牵头与债权单位共同协商，将债权改为股权，帮助它们起死回生”等。

6年后的2005年7月21日，我又一次对已担任宝钢集团董事长的谢企华进行了专访。我们提起了“三钢”联合，谢企华告诉本报记者：“宝钢与上钢、梅钢重组以来，我们一直在进行内部整合和老企业的改造。员工总数从176000多人减到现在的90000左右，技术改造投入了几百亿元的资金。如今被重组的老企业已经脱胎换骨。”她强调，“只有把原来的联合重组做好了，我们才有力量进行新的兼并与重组。”

在这次采访中，谢企华为宝钢的未来描绘了一幅美好图景：“宝钢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干3000万吨，看4000万吨，想5000万吨’。去年，宝钢的钢铁产量已经达到了2100万吨，‘十一五’规划我们将实现3000万吨的目标。”而谢企华的继任者徐乐江则提出：到2012年，宝钢要形成8000万吨的产能规模，销售收入达到500亿美元以上，利润总额50亿美元以上。

如今，我常常想，如果没有10年前的“三钢”联合，或者当初的“联合”采用市场化的方式运作，今天宝钢的发展会是怎样一个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