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匹兹堡峰会周五落下帷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三”往往是一个代表终点的数字，民间流传着诸如“事不过三”、“富不过三代”等说法。回顾三次G20峰会（以下简称G20）的历程，应当承认，人们的预期值和关注度事实上也在不断递减。

    去年11月华盛顿峰会召开之际，金融海啸仍在疯狂肆虐。在一片哀鸿声中，各国人民迫切希望看到有英雄站出来拯救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而各国领导人也急需坐下来相互打气、抱团取暖。可以说，G20正是在这样仓惶的气氛下不经意间横空出世的。实践证明，华盛顿峰会最终担负起了全世界的重托和希望，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

    今年4月伦敦峰会期间，春寒料峭、乍暖还寒，虽然一些人宣称他们已提前看到了复苏的“绿芽”或“微光”，但在一季度增长、就业、出口数据一片惨绿的现实面前，各国领导人仍表现出“同舟共济”的大局观与合作精神。

    等到这次匹兹堡峰会开幕前夕，国际经济环境已经有了显著变化。从二季度以来的数据看，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日本、德国、法国等都已纷纷踏入了复苏通道；美国的步子虽然慢了半拍，但经济触底回升的基调也已大致成型，若一切顺利的话，最早将于今年四季度、最迟将在2010年一季度走出衰退。尽管大家都意识到，世界经济形势好转的基础并不牢固，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实现全面复苏仍将是缓慢和曲折的过程；但看好经济前景的人毕竟越来越多，没有几个人真的相信还会有传说中的“二次探底”。

    既然G20的诞生是缘于金融风暴和全球经济衰退；那么，当危机过后，人们自然有理由认为，G20存在意义和必要性或将随之丧失。正所谓“成也危机、败也危机”。在这样一种微妙背景下，G20的这次峰会被一些人看作是天鹅绝唱；而会前中美轮胎特保案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疑虑，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怀疑情绪，甚至被理解为预示G20行将涣散的信号。

    然而，匹兹堡峰会最终却完完全全颠覆了这种宿命观。各国领导人不仅达成了七项基本共识，还一致认为：G20应当机制化并取代G8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G20的重要性无可取代，首先是因为其所涉及议题，如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跨国金融监管协调、环境和减排等本身都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若G20中途戛然而止，无异于令此前各国共同做出的努力和所获成果付诸东流。

    其次，G20的一大贡献在于，它通过广泛国家的参与，客观上形成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一套是非观或游戏规则。在轮胎特保案发生后，中方保持了相当的克制态度，而美方为取得中方的理解，至少在口头上做出了“轮胎特保案只是一个例外”的保证。显然，在G20形成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普遍共识后，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明目张胆地逆潮流而动，都不能不先掂量一下：沦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到底值不值？

    但笔者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在世界赋予G20“时事造英雄”机会的同时，G20反过来也重塑了国际格局，并使世界越来越倚重这一机制。

    曾几何时，由少数发达国家组成的G8，一度是全球治理议题的实际决定者，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被排挤门外。不过，发达国家也逐渐意识到，若没有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全球治理难以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果。因此，其后又演化出了G8＋5对话机制，但由于中国、印度、巴西等5国并非正式代表，这种对话的基础本身就不平等。在G8＋5内部，发达国家与金砖四国之间的对立情绪常常超过合作的意愿。

    当金融风暴及其催生出来的G20改变一切时，发达国家被迫接受在G20框架下与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平等对话，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同时，虽然发达国家在G8＋5时代基本上是铁板一块；但在G20时代，美欧之间就出现了明显的裂痕，在许多问题上都出现了直接利益冲突。G20内部蕴含的美、欧与新兴大国之间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比G8更真实地代表了多极化世界的本来面貌。

    需要强调的是，G20并非一个强制性的国际组织，它只是一个提供对话和沟通的国际场所。因此，有不同观点很正常。问题在于，如何学会倾听其他国家的诉求来扩大共识、缩小分歧。例如，美国提出要实现“可持续与平衡增长”，而中国也完全同意全球经济失衡是一个事实，需要加以纠正。但双方的区别在于，美国理解的失衡仅仅是美国储蓄率过低，其他国家（主要是中国）对美出口过多，这无疑是一种过于偏狭的视角；而在胡锦涛主席的峰会演讲中，失衡不仅表现为部分国家储蓄消费失衡和贸易收支失衡，更表现为世界财富分配失衡、资源拥有和消耗失衡、国际货币体系失衡。显然，后一种表述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当前国际现实。

    当然，G20内部也不存在完全的平等，国家实力和传统优势在其中仍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东道国总归能占据一定的地利之便，在议题设定方面拥有更多发言权。前三次峰会的东道国是美国和英国，而未来三次峰会将定在加拿大、韩国和法国召开。其中，只有韩国勉强可以算作新兴市场国家。就过去几次峰会的情况来看，原G8成员国主导议程的优势仍非常明显（如美法的金融机构高管限薪之争、美国提出的“可持续与平衡增长”框架），而中国关于超主权货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提议或被东道国一再搁置，或被轻描淡写地处理。

    这不禁令人有些纳闷：中国的谦虚和低调是不是有点过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