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四个月前，学界就曾有人提出要防通胀，而我却在多个场合表示过不同意见。不是说中国未来无通胀可能，而是那时国内经济刚企稳，“防胀”我认为并非当时的重点。我的理由是，上半年的CPT（1月份除外）与PPI双双为负，无论“同比”还是“环比”皆如是，故我担心操之过急会令通货紧缩，政府扩需效果会因此前功尽弃。

    然而现在几个月过去，转眼到了九月底，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就在不久前举行的大连达沃斯论坛上，我注意到温总理的讲话，一方面，他强调宏观政策要保持稳定，但又同时指出要警惕和防范通胀风险。寥寥数语，但我感觉这却是个重要信号，表明决策层已预感通胀的压力。本来也是，年初央行计划全年新增贷款5万亿，可上半年贷款达7.4万亿，年底将突破10万亿，这么多钱放出去怎会不拉高日后物价呢？

    经济学说过，通胀始终是货币现象。若反过来理解，这是说防止通胀其实只需一招，收紧银根。可难题在于，央行并不知道何时收银根才对，而且力度也不好掌握。有前车之鉴：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政府为促进商品流通而扩大信贷，想不到1988年却酿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抢购风潮。无奈之下，中央只好紧急刹车，可一脚踩下去，到1991年经济却又跌入低谷。1992年经济重新启动，但很快又出现过热，物价指数迅速超过20%。

    1993年再次紧缩，到1996年见效，这次不仅通胀得到了遏制，而且经济增长仍达10%。于是很多人弹冠相庆，以为宏观经济“软着陆”了。然而好景不长，人们很快发现需求不足悄然降临，企业效益迅速下滑，失业急剧增加。令人懊恼的是，正当我们调整政策试图再将经济拉起的时候，祸不单行，迎面却撞上了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又遭遇特大洪水。尽管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弥补，但萧条还是终成定局。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确存在这样一个“冷热循环”的怪圈。何以会如此？有人试图用经济周期来解释，但问深一层，经济为何会有周期？对此我倒觉得弗里德曼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弗里德曼早年曾研究过多国的货币资料，结果他发现一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减，并不能马上表现为物价变化，中间的“滞后期”大约需12－18个月。正由于有“滞后期”，所以政府在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时往往会做过头，要么刺激过度；要么紧缩过度。

    是的，问题就在这里。虽然推断通胀到来的时间并不难，但因为“滞后期”，我们却很难找准紧缩通货的最佳时机。比如从去年11月政府启动扩需，至今差不多已有10个月，其间中央财政新发债9500亿（含地方债2000亿），增加贷款8万亿，若按弗里德曼说的“滞后期”推算，那么物价上涨就应该在今年底，最迟也在明年七月。未雨绸缪，央行按理说眼下就应该着手收银根，可看上月的数据：CPI 仍为-1.2% ;PPI 为-7.4%，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敢保证紧缩银根不会令物价继续大跌呢？

    政府目前所以举棋不定，也许这就是真正的原因。所以央行最近多次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变。作这样的表态，目的无疑是为稳定人心，可谓用心良苦。不过表态归表态，若从经济逻辑看，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可能长期不变。想得到的，一旦物价回涨，央行怎可能无动于衷？要知道，物价上涨有惯性，若是放任不管，等通胀真的到来政府怕是措手不及，到时候又得急刹车、下猛药。有过多次教训，我想政府绝不会再让自己被动的。

    很明显，目前政府的处境确实很尴尬：一方面，要保增长不敢轻易收银根；可另一方面要防通胀又不得不收银根。左右为难怎么办？天下能有两全之策吗？当然有。我曾多次撰文推介过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货币政策，而且认为可取。弗里德曼说，欲调节经济央行不必频繁动用货币政策工具（利率、准备金率与公开市场业务），而只需在确定货币供应时盯着两个指标：一是经济增长率，二是劳动力增长率，并把货币增长控制在两者之和的范围内，除此之外，其它统统不要管。

    弗氏的“单一规则”一直受到学界推崇，原因绝不单单他是大师；重要的是此规则曾在美、英等国试验过，而且结果证明行之有效。既如此，中国经济要跳出“冷热循环”的怪圈，有现成的理论何不借鉴一下呢？比如按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率若为8%，劳动力增长率为7%，那么，货币供应增长率就应控制在15%左右。可以肯定，只要央行守住此防线，我们既可免通胀之忧，也不会致经济大幅波动。

    令人蹊跷的是，央行作为掌控货币政策的专业机构，藏龙卧虎，而且懂得弗里德曼的专家无数，可不知何故他们却很少提及“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是认为此规则不可行还是另有难言之隐？我不敢猜，也猜不着。问题是，通胀正在向我们逼近，刻不容缓，央行迟早得拿出办法来。这里斗胆说一句，假若“单一规则”不被采用，那么明年二季度必有“紧缩政策”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