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

　　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刘砚青|北京报道

　　日前，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分组审议了此前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所作的《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据徐绍史介绍，2000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6个百分点，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52.57%，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然而在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看来，在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资源倾斜严重的情况下，年均提高1.36%的城镇化率在未来是难以为继的。

　　不解决社会保障问题

　　城镇化将不可持续

　　“很多人认为过去这30年，我们既然平均每年都可以增加一个百分点，那么20年以后，我们国家的城镇化率就可以到70%。这种计算，表面看来很有道理，但实际是不科学、不现实的。”王丰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表示。

　　“我们按照每年城镇化率提高1%计算，按照中现在的人口状况，每年1%的城镇化率意味着每年有1400万人进城，那么20年后就意味着国至少要有将近3亿人进入城市。”然而王丰特别强调，以我们现在农村的人口情况来看，未来20年根本不可能再有3亿劳动力进城。

　　“现在的农村人口中，真正以务农为主的年轻劳动力已经不足30%，而且计划生育的执行也让现在和未来的农村人口越来越少。现在我们国家一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大约在1600万，未来根本不可能出现我们自己以为的每年1400万人口进城。所以说这种以人口数量计算出来的城镇化率是不可持续的。”

　　“现在我们国家城市里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是52%，但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34.5%。我们的城市里有2亿多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我们把这些人集中到城市里，却没有给他们提供长远的安置。”王丰说。

　　在他看来，政府关于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的户籍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来人口的安置问题。“户口本身没有意义，大家之所以看重户口，是因为看重户口背后的那些福利。”

　　“对流动人口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住房、就业、医疗、养老和子女上学。”在王丰看来，虽然子女上学的问题现在政府正在慢慢解决，但是养老和医疗的问题处理起来会非常棘手。“因为这个牵扯到该谁付钱的问题。”王丰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我们现在没有全国统一的养老和医疗制度，而且我们现在给流动人口所提供的养老和医疗水平很低。如果我们要把这些人的待遇提高到户籍人口的档次，那么这个钱该由谁来出?”

　　资源倾斜的城镇化难以为继

　　“这些年我们的城市建设用地增速飞快，但是这个数字也是不可持续的。”王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2000年和2010年这两次全国人口普查之间，我们国家的人口只增加了不到6%，但这10年间，北京市增加了42%的人口。“为什么北京的人口在10年内增长了这么多?因为我们最好的资源、各种的补助都在这里。但是这种摊大饼的形式却造成了北京现在的水质、交通和空气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企业家论剑城镇化

　　“只要我们有利可图，我们就拼命卖地、盖房，然后让这个城市一天天变得无法居住。这种资源倾斜，等于是破坏市场。国家把各种机会和资源都放在这里，这种管理城市的办法也是不可持续的。”王丰说。

　　“人们现在之所以愿意到城市里生活，是因为这里的条件好。城镇化是一个后果而非动因，我们不能人为制造城镇化，要让市场来起更大的作用，而非政府。”王丰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我们现在的城镇化是在政府指导下进行的，而不是靠市场去发展的。如果完全依靠市场，我在北京做生意的成本太高，我自然会去寻找别的城市。中国现在是按照行政建制来分配资源，我们应该把这些机会通过市场来分配，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

　　王丰以北京为例：“我们的首都集中了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学校、最高的科研水平，它就好像把美国的华盛顿、纽约、底特律和波士顿都集中到一起，这些资源分配并不是尊重市场来发展的结果。”

　　“人口的流动方向和个人发展机会息息相关。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在政策上没有倾斜，这些做生意的人自然会根据市场形势去判断住到哪里、到哪里挣钱。政府现在要做的，就是取消或减弱这种区域差别对待，剩下的就完全交给市场。”王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