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并不仅是景德镇

　　在采访中，不少接受采访者多次提到，就高仿瓷器来说，景德镇只是一个生产基地，真正让高仿品或赝品在市场上流通并登上拍卖场的是那些行家、古董商、中间商。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调查中也发现，景德镇确实背负了一些不属于它的骂名，瓷器行业的发展也受到制度和市场条件的限制。

　　中华陶瓷大师联盟秘书长、陕西耀州窑非遗国家级传承人孟树锋接受《艺术评论》采访时说：“现在提到高仿瓷器，人们就会想到南方有景德镇的明清高仿，北方有河南禹州的钧窑高仿。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优秀的艺术成果，后代学习前代的智慧，模仿前代的艺术高峰，应该是任何民族继承传统的方法。但由于时代变化，有的东西变了味，艺术变为一种资产，受利益驱动，那就是走了歪道了。瓷器艺术落入了这种歪道，但这个产业链并不是景德镇一地的问题，涉及到一整条产业链。”

　　孟树锋谈到，一代紫砂壶大师顾景舟在青年时期曾迫于生计在上海为壶商所雇，制作了大量的高仿古壶，壶款打的都是明清大家，而正是这段经历让顾景舟接触了古代名家之作并为他后来的艺术创作奠定基础。不同的是，景德镇现在的高仿艺人，并不是本本分分地继承并昭示明清工艺，而是以假充真，写上明清的底款获得巨额的经济回报。而曾经真正接触过珍品的第一代高仿者如今彻底金盆洗手，外界并不知道，人超越自己是最要勇气的。

　　当记者问到，为何景德镇获评前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23人以及刚刚评出的6位第六届大师中，没有一个人以单纯继承传统工艺为特色，并且景德镇市研究所顶着大师旗号的人员也没有专门制作古代瓷器的，这是否意味着传承古艺的工作被变相地推给了民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民间仿古，仿品丛生并走上赝品产业链的现状呢?

　　第六届国家级大师评委之一孟树锋以及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副教授、第五届大师李文跃均表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的要求是要创新，走出个人风格，仿古并不构成独特的风格。

　　孟树锋告诉记者，国内有“仿古大师”一说，但那是由某个民间社团评的。“就算是国家认可的‘非遗传承人’，每年拿着国家拨付的几千到一万元的传承经费，又有多少人是合格的传承人?中国瓷器各个窑口基本入选了国家级非遗，但又做了什么继承事业?无非是名分罢了。”

　　他还说，景德镇有两个单位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保护示范基地，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却到第三批起才评上。在孟树锋看来，瓷器是一个集体劳动的行业，拉坯、修坯、施釉、装窑、烧窑……分工如此之细，不是几个传承人能整体传承的，只有“景德镇”这个整体才能完整地传承。

　　对文物颇有研究的资深媒体人吴树则认为，中国艺术品市场受到赝品干扰的情况十分严重，要从根本上收敛乱象，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是修法，其二是建制。

　　所谓“修法”，即修改现行的《文物法》。根据现行的《文物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该法还明确，公民不得买卖国有文物。吴树表示，该法严格限制了出土文物的流动，而民间其实收藏有不少珍贵出土文物。他认为，只要不是盗墓所得，应该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方通过某种形式，允许藏家把手里的文物拿出来交易，而不是在暗地里流通。现在文物一部分非法流向海外，一部分在国内私下流通中毁坏了。此外，现行的《拍卖法》的“不保真”条款是中国独有的情况，相当于为拍卖行提供了一张豁免牌。吴树用“打真，不打假”来批评当前国家文物局对拍卖公司的行政管理。

　　所谓“建制”，就是要建立完整的中国文物鉴定体系，包括鉴定机构、一套可行的鉴定标准，同时分门别类地吸纳优秀的鉴定人员，除了博物馆体系的鉴定者，也可以引进优秀的民间鉴定人员。但吴树同时表示，尽管社会和媒体对赝品泛滥已有很强的反对声音，但官方的整治行动却迟迟不见，难有期待。

　　据多年从事瓷业生意的景德镇业内人士估计，景德镇仅从事仿古的作坊就有3万多家，其中上档次的有二三十家。对于数量庞大的“仿古”行业，当地政府似乎更愿意解释为“是对传统工艺的恢复”。

　　然而，事实显然并非如此简单。

　　作为中华文明历史上的一颗明珠，景德镇曾留下了灿若星河的古代瓷器精品。尽管景德镇正在并将长期受到造假、赝品产业链等负面因素的影响，但记者所见所闻的古城的确有着悄然的变化——气窑和电窑的工艺逐步改善了城市空气环境，拥挤的老城外景德镇正在建设环境更宜居的新城，尽管无法清除仿品市场但一些曾经的高仿者正在转入良性的企业发展，年轻的瓷器艺人静心思索如何师法前人、拥有专业功底的美院学生来到瓷都在集中兴建的当代瓷器工作室施展绘画技术……只不过这些新的面貌却被诸多赝品、造假产业链的报道遮蔽。但是，所有这些是非功过，都在昌江畔静静地发生和流淌，都是古城昌南千年长河中的沧海一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