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猪的”不敌资本之手

　　一位早年混迹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杀猪的”(行话：二道贩子)，曾说起过自己的经历。他住在宾馆里，用一件“老货”(行话：真品)吸引“棒槌”(行话：眼力不好的买主)到宾馆看货议价。譬如买主出个心理价30万元，“杀猪的”就开个高价70万元，刻意拉开价差，然后吊住买主，价格拉锯。过几天，“杀猪的”拿出仿制的赝品并联系买主再上门，如果买主稍稍抬个价35万元，“杀猪的”顺势加一点37万元，并称自己急用现金，立刻成交。买主提走了赝品，“杀猪的”物色下一头猎物。

　　一位瓷器鉴定家看了《艺术评论》提供的该柴窑瓷器的照片后称：“这些只能算是中档货。”因此，这些仿古瓷是否用上述方式在“家里卖”，不得而知。大部分情况下，数量庞大的中低档仿品都是由“杀猪的”运到一般古玩市场。

　　但此前有报道称，高仿瓷的去向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流向富豪收藏者的家里，这些一夜暴富的企业家或为投资或为装点门面、“附庸风雅”，认为自己可以捡漏买到一件国宝，市场上几百万元的东西想花几十万元买到，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东西也想花几十万买。还有一个途径是直接送去拍卖，“上拍的东西没有后遗症，因为拍卖法中规定对拍卖行提前声明不保真的拍品免责。”一位圈内人士说。

　　目前景德镇购买瓷器的地方主要有市中心人民广场边的“金昌利”以及移步之遥的“国贸大市场”，后者是已关停多年的原东风瓷厂和匣钵厂厂址所在。大小商店和街边地摊卖各种日用瓷、当代艺术瓷和仿古瓷。戴明荣说：“国贸大市场是2000年后建的，两三年前国贸二期也开出来了。很多到黄山和婺源旅游的人都把景德镇作为最后一站，买点瓷器。”

　　这些过路客以及慕名前来的游客，都会冲着一个名字去——“樊家井”。这里是景德镇最著名的仿古一条街，曲曲弯弯的街道里挤进了至少100多家铺子。戴明荣告诉记者，这一带原来是乡下，居民把平房改成上下两层，上层住人，下层租给做生意的，仿古街就这样成形了。

　　“小至破碎的瓷片，大至完整的瓷品，只要经过做旧，宋、元、明、清，什么朝代的瓷品都有，从制作到贩卖，这里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曾有一位在樊家井做了30多年仿古瓷的人说。

　　一家卖青花的女店员见记者对一只瓷瓶有兴趣并想批量订货时说：“这个仿元代的，卖你120元，你要多少都可以，交10%的定金我们就开工。保证做到看不出‘贼光’(注：新瓷器釉面刺眼的光叫贼光或火光)。”

　　在一家放着《江南Style》的店里，从已倒闭的景德镇艺术瓷厂出来的王师傅，主要以画清乾隆的粉彩小葫芦为生，30元一个小葫芦薄利多销。

　　在一个转角上，十几只瓷瓶表面混合地黏着烂泥、贝壳、螺蛳壳，表面发黑污秽不堪，乍一看误以为是从污池里捡出来的。记者听到一个过路的扔下一句：“就这样还想冒充海捞瓷……”

　　就是在这样一个仿古技术乏善可陈的地方，很多店主炼出了识别术，来者若是游客，店主就编一个故事来“杀猪”，若是行家，便明说是仿品。很多贩子每隔一两周就来拉货，一车一车向外运到各地的古玩市场，价格则根据仿制的程度翻个几倍到十几倍。

　　“做瓷器，后代仿前代是很平常的事，这种瓷器叫寄托款(注：明清瓷器中，有一些不题写本朝年款或堂名款，而题写前朝的年号款识，以表达对前朝曾达到工艺水平的一种崇敬和缅怀，称之为寄托年号款，简称寄托款)。”戴明荣告诉记者。

　　“我们只管制作仿品，至于行家买走再拿到外头当真货卖，我们管不了。”一位女店主说。

　　事实上，古玩行业自古以来是对参与者知识和经验的挑战。火眼金睛、去伪存真的过程就有一种快乐，樊家井作为一个生产和批发基地，本来就是古玩行业中正常的一环。

　　景德镇瓷器圈仿古高手、御窑工艺博物馆馆长向元华接受《艺术评论》采访时，这样解读“古玩”二字：“古人造字很有智慧，古玩的‘古’字，上面一个十，下面一个口，十个人在说，众说纷纭，古玩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这个‘玩’字，左边一个王，以前的王就是有权有地位之人，右边一个元，可以代表金钱，合在一起表示有钱有权有地位的人才能玩古玩。古玩是一个时代留存下来的经典，其中会有滥竽充数的赝品，这样玩才有意义，否则就成为一种投资品了，也就没有意义了。”

　　向元华所言的确是循环了几个世纪的古玩行业规则。但中国瓷器尤其是高仿瓷器，当古董商、所谓的专家与资本之手相牵，借助拍卖行的槌子，便打破了行业内的自然平衡。

　　江西省一位市级博物馆馆长说：“现在的文物鉴定专家队伍可以这样形容：鱼龙混杂。有些专家写文章真是很漂亮，真看起东西来却不如倒卖文物的贩子，但就是这些人仍然在鉴定文物甚至签字、开证书，这一方面扰乱了文物市场，另一方面却使真正需要保护的国家文物无意中流失，不得不说是文物界的悲哀。除了实践功底不够，道德上的缺失也是一方面。“找一些专家鉴定，如果没有好处的话，基本上说是假的，得到好处后，假的也说成是真的。一些古董贩子在卖瓷器时甚至和专家勾结，提前说好是四六分、还是五五分(利润)，把赝品卖给一些企业家。”

　　北京一艺术品鉴定中心负责人胡智勇认为，古玩行业最难抵御的是资本作假，海外的大古董商和拍卖行教会了我们什么是资本作假。古董商与相关专家本应有不错的眼力，可惜当他们遇到资本，就会说违心的话。

　　胡智勇出示了2001年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行的年鉴，其中“大清乾隆年制粉彩九桃瓶”，估价为25万至35万美元，成交价为88.6万美元。2002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上拍“大清乾隆年制百鹿尊”，定价300万港元却遭到流拍，2003年转入国内最知名的一家拍卖行，拍出了，但没有结款。

　　生长并师出景德镇、从事瓷器行业20多年的胡智勇记得，这两件瓷器是较早出现在国际拍卖场的中国瓷器，而它们正是照着博物馆里的原件仿制的。

　　记者在参观景德镇陶瓷馆的时候，打听了“百鹿尊”与“九桃瓶”。陶瓷馆工作人员说：“这两件器物是陶瓷馆重要藏品，陈列空间有限，它们现在收在库房里，过一段时间轮换展出时可以看到。”

　　胡智勇说：“景德镇仿过明代和清三代的很多重器，最早是送到国外和香港拍场的。早期消息是封锁的，但这些年慢慢被人知道了。”

　　胡智勇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很有实力的香港投资方拿实物到景德镇要求仿古高手按照1:1的样子仿制，然后通过知名古董商或大行家送进国外和香港拍卖行。拍出后，高仿者、中间人、投资方三方分成。高仿者至少能分到33%，多时甚至能分到一半。

　　一般而言，要做出精品，除了形制、画工外，几个重要的辅助条件是，胎土须取自当朝老坑、色料须出自当年的原料产地、烧制使用柴窑。但这些年来，景德镇的高仿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全世界用来断代的科技测试标准数据都已被掌握，无论是胎釉成分还是釉面老化的实验数据，都可以做到。对高手而言，即便不是100%相同，九成以上的仿真度在技术层面都不成问题。

　　“即便仿到这个程度，专业上还是可以攻得破的。仿品与真品，就像孪生兄弟，虽然成分测试是一样的，但外部结构总有细节的不同。艺术是有生命的，这就不是靠仪器来检测的。有时候，实在遇到极难判断的情况，就不光是比眼力，而是比消息，打听这件仿品是由谁做的。但这些秘密的事情，古董商对外从来秘而不宣。”胡智勇说。

　　据业内人士的观察，上世纪90年代末至2005年前后，元明清的瓷器高仿品主要销往国外和香港的大拍卖行，而2005年以后，不仅有很多中国人到境外买瓷器回来，也有大量的瓷器回流中国，其中既有真品，也有不少是赝品。一些曾被老外古董商用噱头的故事包装上了国际拍场的高仿品，由于出身“名门”，国内拍卖行的业务员在审核的时候更容易放行。

　　胡智勇这些年看了不下百场瓷器拍卖和预展，在他看来，每场拍卖中都有仿品，在公认的一线拍卖行中也有不下10%的赝品。“2011年美国拍卖的万历百寿纹大罐便是赝品，此罐我在近几年至少见过三四个同样的仿品。乾隆九桃瓶、乾隆百鹿尊，乾隆斗彩团花案缸、万历青花百寿罐这些都是按真品一比一实物仿制的，2012年一只乾隆斗彩案缸在美国也自动撤拍了，圈内之乱可想而知。”至于拍卖公司宣称的新发现的老瓷器，赝品率更不下20%~30%。这些瓷器如同阳澄湖的“洗澡蟹”，做好著录、来源，在境外的拍卖公司先托一个高价，产生知名度，过段时日辗转回国内市场卖第二次，两次相隔时间还不能太长，通常为1~2年，以免时间成本太高或遭遇市场风向变动。第二次国内上拍接手的人，便是高仿链条里资本之手伸向的“猪”。

　　为了与瓷器市场中的资本力量博弈，现在精明的行家还会留心著录年份。胡智勇说：“1993年后，海外拍卖市场就能陆续能见到高仿品了，且越往后越成熟、越多见。九十年代初期，主要仿市场热点，如宋代瓷器、元青花、明宣德、成化，以及清雍正和乾隆的常见品种。所以，1993年是一个分水岭，这之前的著录含金量比较高。买古董瓷器，尤其是高价货最好参考1993年前的著录。”

　　事实上，资本之手不仅伸向元明清的古代瓷器高仿领域，近现代瓷器同样难逃。与珠山八友同时代的王步，其青花瓷雄浑、简朴、大方、清新有致，洗去晚清的繁缛格调，开创了当时陶瓷界一种崭新的画风，被誉为“青花大王”，他晚年自称“陶青老人”。

　　王步孙子王青2011年告诉记者，在北京某拍卖公司看到爷爷的仿品，甚至能估计出是景德镇哪位熟人仿的。“仿制的人与爷爷同我们家都认识，他也已经退休了。”但王青并没有要求拍卖公司撤拍，在他看来，其一没有时间也没有证据去申诉，其二面对的是有话语权的拍卖公司，取消拍品的概率很小。作为年轻的当代瓷人，王青的作品也慢慢登上拍场，彼此间需要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