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

　　资本主义并不只有一种定义。

　　制度演进往往取决于初始环境，而制度又往往会对一国经济发生强大反作用。好的资本主义如何？坏的资本主义又如何？金融危机与此有什么关联？本报记者专访了《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一书作者威廉·鲍莫尔。

　　资本主义四模式

　　《中国经营报》：以往中国读者往往认为只存在一种资本主义，你在书中特别谈到资本主义具有多种形态，正是这不同的形态构成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能否谈谈资本主义好与坏的判断标准与特征？它们与经济发展、大国兴衰存在什么对应关系？是否今后国家、地区的竞争就是源于资本主义模式的竞争呢？

　　鲍莫尔：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去将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分类，因为没有两个模式是完全一样的。然而，我以及我的合著者思考出四种分类：1.寡头资本主义；2.政府导向型资本主义；3.财阀式的资本主义；4.企业家式的资本主义。

　　一个国家的环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用哪一种资本主义模式，寡头资本主义的特点是普遍的贫苦以及非常缓慢的增长；而政府导向型的国家起初都有一个飞速的经济增长，但一段时间后，至少在一些国家里，经济增长的速度会减慢。我认为在未来能够运行得最好的模式可能是一种混合了能够花费大量研究支出的大企业和提供最有创造性办法的小企业的经济模式。当然，国家间会相互竞争并且有着不同资本主义模式国家之间的竞争会更为激烈。但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竞争将是友好的并且有利于每个参与的国家。

　　《中国经营报》：如今全球陷入空前金融危机，不少欧洲国家领导人认为源头在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出了问题，而这正是你所赞同的好的资本主义，你认为金融危机与美式资本主义有什么联系吗？全球如何再能回归增长和繁荣呢？

　　鲍莫尔：我认为在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之所以影响如此广泛，是因为在许多的案例中政府并没有采纳我所提到的“合理的规定”。举个例子来说，那些自称为保险公司的企业，获准向十分危险的投资提供他们所谓的“保险单”——即使这些保险公司没有足够的钱去保护那些十分危险投资项目的投资人。如果当时这种错误保险的行为可以被禁止，那我们仍然可以拥有资本主义经济，而且是更为安全的资本主义经济。

　　摆脱国家导向型依赖不合理

　　《中国经营报》：在中文版序言中，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特别指出了东亚这样国家导向型的资本主义今后如何持续发展的担忧，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是否应该摆脱对国家导向的依赖？

　　鲍莫尔：我认为摆脱对国家导向型的依赖是没有必要的，甚至是不合理的。最近由美国引发的经济问题，如果政府对银行业和保险业的规定可以更有效，那么这一系列问题就可以避免。政府必须逐渐明白，政府和公众都会从某一规定中受益，也被其他类型的冲突和干涉所伤害。如果一个政府是由一群理性的人民所掌控，那么他们会明白什么事是可以允许资本主义企业在冲突之外做的，什么规则可以制约这些企业的行为。每个人都会从这样的政权制度中受益。

　　《中国经营报》：经济学大师熊彼特曾经强调企业家精神中的创造性破坏，企业家式资本主义也是你所推崇的模式，中国某些知名企业家也对你的书很感兴趣，比如柳传志。你书中也特别指出中国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能否具体谈谈如何在欠发达国家特别是中国进一步释放企业家精神呢？

　　鲍莫尔：有清晰的证据表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加强法制，那就能够更多地获得从企业家的工作中得到的益处。举个例子，使得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某一甲乙方先前同意但后来其中一方漠视的合约；此外，加强建设专利权系统并且使之有效执行也能够帮助生产力增长。我认为基本的精神在于，当且仅当这些企业家证明已经为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时，政府的规则才能够使企业家通过更高的收入和声望而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