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资料图)

　　编者按：证监会网站近日全文刊发郭树清在5月7日证券公司创新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郭树清指出，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吸收借鉴美国、欧洲金融创新过度导致危机的教训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不能因此得出结论是金融不要创新。无论是从全局上说，还是具体到金融体系、金融企业，我们最大的危险是不会创新，不能创新。并称“金融创新迎来了最好的历史时期。”

　　以下是演讲实录：

　　大家上午好!

　　今天(5月7日)召开的证券公司创新发展研讨会，备受各方关注。市场期待了很久，我们也做了充分准备。一个会议如果想要真正取得实效，做充分的准备很重要。陈云同志曾经说过，要用90%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不到10%的时间就可以了。为准备这次会议，庄心一同志带领机构部、证券业协会、沪深两家交易所，做了大量调研工作。这次会议下发的文件，会前也广泛征求了意见，文件内容很丰富，希望大家在会议期间继续认真讨论，提出修改意见，把文件改好。会上很多同志要作专题讲话，在座的证券公司老总也会发表非常专业的意见，我就扬长避短，讲几个综合性、一般性的问题。

　　为什么要开这个会议?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证券行业现在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有人将过去的发展概括为“野蛮生长”、“清理整顿”和“规范发展”三个阶段，现在还处于规范发展阶段，希望从这次会议开始，进入到创新发展的新阶段。为什么证券业要创新发展?是为了行业繁荣?为了让公司有更多业务?为了适应市场需求?都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不充分。真正的大背景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都提出，金融一定要提高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我们的金融服务业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仍然是一个瓶颈部门。其表现在于，中国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还不够顺畅、不够理想。

　　作为一个储蓄大国，中国每年的储蓄占GDP比例高达40%以上，那就是说有大约20万亿元，按现在的汇率计算也有3万多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一。但是资金的闲置、浪费以及重复建设等问题还很突出，很多企业得不到资金。从总量看，储蓄率非常高，但资本配置的效率不够高。从结构看，大量的资本没有配置到最合适的地方，存在严重的浪费。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全社会的资金配置，不仅不能说是最优，恐怕也不能说是次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要解决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证券行业和资本市场的责任了。

　　第一，“两多两难”是我们民族面临的一个挑战。

　　“两会”结束后我去浙江调研。浙江的同志说，他们现在最难办的问题就是“两多两难”，即中小企业多，融资难;民间资本多，投资难。金融市场上，需求足够多，供应也足够多，但成交不够多。这个问题，不仅是浙江一个省的问题，也是全国性的问题;不仅是一个金融的问题，也是一个国民经济的问题;不仅是经济的问题，无疑也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的问题。

　　世界上似乎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一方面，我们有极高的储蓄率，按现行统计达到50%左右。2011年底城乡居民银行存款余额达到34.4万亿元，全部银行存款80多万亿元。这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情况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没有钱。我记得90年代初的时候，北京市修了两公里的地铁，由于那个项目没有经国家计委批准，所以被全国通报。现在北京地铁同时开工100多公里，去年有13条线路在建，欧洲人、美国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目前中国外汇储备是最多的，我们的资本输出在给全世界做贡献。

　　而另一方面，市场体系发育不平衡，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市场存在一些扭曲，金融市场不够发达，资本市场的问题更加严重。这些问题造成的后果是全社会资本的闲置、浪费和风险集聚。当前，国内有的领域资金十分紧缺，比如，中小企业、“三农”、教育、医疗、文化及其他民生服务领域，但有些领域却投资过多，产能过剩，例如许多制造业、重化工业、矿业，在一些地方还包括基础设施、能源交通。至于直接由政府主导的投资，与市场没多少关系，但闲置和浪费更为严重。例如，一些城市兴建了很多体育场馆，每个场馆耗资十几亿、几十亿，但短暂使用之后，许多都长期搁置在那里，这种情况发达国家都极为少见，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更不该如此。

　　此外，还有城乡二元分割问题。农民进城从事非农产业还按农民对待，城乡要素资源不能双向流动，发展不均衡十分明显。北京周边几十公里外的农民年收入不到两千美元，如果把河北省算进来，那就形成一个环北京的贫困带，人均收入才只有2000元人民币，反差相当大。

　　这里涉及到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就是资本的稀缺性问题。搞市场经济，无论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按说资源是稀缺的 ——现代经济学所有的模型都是以资源稀缺来作为假定前提的，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资本似乎不再那么稀缺。不仅在相对意义上，甚至在绝对意义上似乎也是这样。若按在建房屋的面积来计算，去年中国的房屋建设规模大概是世界的一半，全世界一半的工地在中国。

　　与此同时，中国的资源浪费问题也很严重，其中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许多所谓的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包括光伏产业、电动汽车、风力发电等在内，重复建设的很多是民营企业。居民个人的浪费也很严重，比如城市居民买了房子不出租，不少进城的农民还在老家建新房，都在那儿闲着，实际等于空置。我们中国人很节俭，很爱储蓄，但是很多人没有贴现、折现、现金流的概念，不知道这是占压了自己的资金，客观上必然会有折旧和利息成本，是损失了机会收益的。所以我说“两多两难”问题是我们整个民族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涉及到经济体制的各个领域，当然重要的是价格、金融、财政体制问题，投融资体制则更为直接。解决这个问题很不容易，但是在座的各位投资银行家义不容辞。

　　第二，不能创新是中国经济和金融的最大风险。

　　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有人认为要吸收借鉴美国、欧洲金融创新过度导致危机的教训，这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得出的结论是金融不要创新了。这与中国面临的情况不符。无论是从全局上说，还是具体到金融体系、金融企业，我们最大的危险是不会创新，不能创新。不要认为创新很容易，胡搞乱来不叫创新，真正的创新并不容易。

　　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七一”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我们党在新时期面临的“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这是政治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经济和金融的一个要害问题，就是能力不足。

　　从一个角度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决定的要素首先是资本，发展中国家都不缺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也可以在国际之间调剂，缺少的是资本。所以资本的多寡，曾经可以解释一切经济发展问题。但在当代的发展实践中，这理论几乎丧失了生命力。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上世纪30年代，欧美经济学界发生过一场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优劣的辩论。对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有许多道理可以支撑和印证。最有力的学说是由奥斯卡·兰格提出来的，他说，中央计划局可以模仿市场的价格信号，使全社会的生产非常高效，同时避免市场的盲目性。批驳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也拿出了许多过硬的论据，例如消费需求的无限多样性，强迫命令难以持续，平均主义分配会导致激励机制的丧失。更重要的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认为，没有货币价格或私人财产的存在，正确的经济计算是不可能达成的。但是，对市场经济捍卫最有力的，是熊彼特提出的“破坏性创造”理论。他认为，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于不断地创造新技术、新组合、新模式，西方经济确实有危机和周期性，这恰恰是经济有活力和有动力的表现，是其生命力的源泉，因此是一种“破坏性的创造”。经过这么多年，计划经济的试验在一度取得巨大成功后，最终被证明难以持续下去。市场经济也已经不是当年的形态，实践证明自由竞争与宏观调控必须结合起来。然而，一个基本的元素大家都赞同，就是创新。新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保罗·罗默认为，对于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经验、想法和创意，与过去西方经济学中各种增长理论很不一样，那些理论都认为物质、劳动和资本最重要。

　　总之，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创新推动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主流。美国最典型，从最高层次上，占据了全球竞争的优势，占据了现代农业、制造业、服务业所有领域的优势。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我们有200多种产品产量全世界第一，钢铁、汽车等制造能力都已远远超过美国，但是我们比较担心，高增长后会出现停滞，或者没有高速度的时候就很快出现停滞，也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因为我们的经济基本上是模仿和学习发达国家，在产业链低端从事生产，没有多少自己的创新和创造，只能跟在人家后面一步一步往前挪动，这种增长模式很难永久持续。这正是实体经济强调创新驱动的重要原因。2006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可以说是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实现这个目标，要靠体制机制，要靠人才，要靠许多条件，这是很不容易的。迄今为止，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经济中追求数量的倾向，科研中依靠政府的倾向，教育中追求分数的倾向还非常普遍。因此，我们说，不能创新是发展的最大危险。

　　中国的金融体系也是这样的问题。创新能力不足，监管能力也不足。强调审批的环节太多，市场准入门槛很高，一旦进入市场后，对行为、过程的监管就缺失了。进入成本很高，违法违规的成本很低，这样的市场无法做到高效。为什么说我们的金融体系最大的威胁是创新不足呢?分析一下金融体系中种种奇怪现象也就清楚了。例如，上市企业不能破产，市场化并购太少，公司信用类债券几乎没有违约，这都是很奇怪的现象。按道理债券违约应该是经常发生的，就象破产和倒闭一样，我们这里也没有，尤其是最近几年没有，很奇怪。但实际上经济活动中的风险既没有化解，也没有消失，既没有分散，也没有转移。在对外开放程度不高的情况下，金融体系的风险在日益积聚。所以，和经济体系一样，创新不足是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最大问题。

　　第三，金融创新迎来了最好的历史时期。

　　这是业界一致的看法，表现为几个方面。

　　一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进程在日益深化，这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出了层出不穷的需求，要为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

　　二是财富管理成为全社会的迫切需要。不仅个人储蓄要保值增值，社保资金、养老基金、住房公积金也面临投资运营的问题。过去10年，地方管理的养老基金平均回报率扣除通胀后是负的0.9%。目前，全国企业存款20多万亿、机构存款20多万亿、个人存款30多万亿，其中很大比例需要通过财富管理实现保值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