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宏观经济数据一片惨淡之下，2011年个税的大幅超收的确算得上是一抹亮色。不过，个税收入、财政收入大大超出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速却也隐藏着国家财富分配失衡的巨大隐忧。

　　个税增长远超居民收入增长

　　个税收入的征收对象是个人，尽管受去年9月1日起实施个税起征点影响，四季度工资薪金所得税和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出现负增长，但这并未改变全年税收增长的强劲势头。2011年个税收入同比增长为25.2%，达到3633.07亿元，完成预算的116.4%，超收854亿，远大于去年超收的360亿。

　　按照财政部的解释，个税超收是居民收入高增长所致，但问题是个税增长并未与居民收入增长同步，而是远远超过其增长速度，2011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4.1%。如果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8.4%。个税增速几乎为居民收入增速的两倍。

　　而如果再把口径放大，财政收入同样大大超出GDP增速。2011年，公共财政收入增长24.8%，是去年GDP增速两倍多，而这也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增速连续18年高于GDP增速。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约4万亿元，到2010年超过8.3万亿元。2006年至20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1.2%。而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1.3%，远远高于GDP增速。

　　政府财税收入的高增长引发了人们更深层次的担忧：中国财富分配失衡是否越发严重?中国宏观税负水平是否该降一降了?其实，无论是否承认，中国税负总水平高是不争的事实。国内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等都曾公布过关于宏观税负水平的测算，但由于选择的测算口径各不相同，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

　　一般来讲，用“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例”可以表征一个国家人民的税负。依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计算，中国政府的全口径收入(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已经从1998年的1.73万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10.8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也从1998年的20.4%上升到2009年的32.2%。

　　而世界银行曾经进行过的一项研究也显示，一国宏观税负水平与该国人均GDP呈正相关，人均在2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佳的宏观税负应该在23%左右。201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而2007年~2009年，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分别高达31.5%、30.9%和32.2%，远远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合理水平。

　　财税结构不合理日益凸显

　　这些年来，政府财政收入的过快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本应属于国民的财富，这不利于扩大国内消费、促进内需，更不利于经济的均衡健康发展。与此同时，财税结构不合理问题也日益凸显，税收制度的设计并未真正实现调节社会财富、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功能。当前，政府税收收入中70%以上都来自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等间接税，这意味着我国税收的70%以上由消费者埋单，考虑到恩格尔系数较低，因此，我国税收收入的纳税主力军由中低收入者而不是富裕人群承担，其中中产阶级成为最明显感到税负重的一个群体，严重束缚了中产消费能力的释放。

　　中国已经到了需要重新评估宏观税负的时候了，因为这涉及中国能否进一步提高消费率、能否更加合理、高效地配置经济资源，以及能否向内需型社会顺利转型的重大问题。

　　从增幅比、国民收入和GDP增长的横向比较而言，我国的减税空间非常大，实施大规模减税的时机已经成熟：首先是起征点需要进一步提高，可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大幅提高至4500元至5000元左右;其次，需要调整征税方式，可考虑按家庭收入增税，以实现刺激消费、改善收入分配的目的;国外都是按照家庭为单位收税，而我国个税征收一般是以个人为单位，这就没有考虑家庭负担问题。比如，收入相同的纳税个人，纳税金额一样。但由于家庭情况不同，赡养人数不同，家庭整体收入差异很大;再次，进一步改革税制结构，要考虑对基本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以及各种福利收入等综合设计税率，达到促进社会公平的目的。

　　应把更多财税收入用于国民福利

　　此外，国民之所以对政府高税收表示质疑，除了感觉负担重外，也是希望收上来的钱能够更多的用于保障国民福利增长，而不再是把钱砸向大型项目投资。事实上，在许多发达国家虽然宏观税负高达50%，但总体福利水平要远远高于中国，财政支出的扩大也主要是用于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国民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2到2/3，占本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0%至30%。比如，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2007年政府支出的福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高达68.8%、58.7%、56.7%和57.1%，而相比之下，我国2009年中央财政中的社保支出、医疗卫生支出、教育支出分别为7.6%、2.7%、4.5%，整体国民福利水平相去甚远。因此，需要政府把更多的公共财政用于提供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上来，通过加大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服务，提高国民福利。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但稳增长政策加码的重点又被放在了投资身上，这样，不但政策后遗症风险大，也难以持久。事实上，稳定增长，刺激内需最好的政策就是大规模减税。未来，如何进一步完善财政收支结构?如何把政府的可支配收入转化为居民可直接支配的收入?如何通过全面降低宏观税负真正做到还富于民?如何真正落实提高“中等收入比重”的承诺?正是我们急盼的。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