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社会舆论对中国银行业存在“暴利”的尖锐批评，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两会答记者问时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是经济周期的调整在左右着银行利润的增长。而央行前副行长、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则坦言：中国银行业巨额利润的确有不合理的地方,人们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不管这两位重量级领导是否存在认识上的分歧，我想说的是，今天中国银行业的流动性风险在不断积聚，银行业“利润”再丰厚，也冲销不了这两年由地方债和楼市按揭贷款所造成的日益恶化的银行“资产”。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

　　一方面，据银监会在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去年商业银行净利润为10412亿元，相比2010年增长36.34%，银行日均利润高达28.5亿元。另一组数据是，16家上市银行在2011年前三季度共实现净利润近7000亿元，占沪深两市全部上市公司1.58万亿元净利润的四成以上。但另一方面，中央汇金公司支持工行、建行和中行将2011年分红比例继续下调5个百分点的决定。

　　从本质上讲，中国银行业近几年的“暴利”源自新增资产扩张过猛，比如为了配合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放出了10万亿信贷规模。即便眼下地方债和按揭贷款的扩张势头受到了遏制，但基于前几年信贷扩张而构成的庞大资产上的“利差收入”，根本就不受中国经济开始下滑的影响。由此在经济困难情况下带来的银行巨额利润，又怎么不会与其他行业形成了刺目的对比呢?只是，如要深究银行业“资产”的质量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流动性风险，那么，这点“暴利”立马就成了“杯水车薪”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限制高薪的作用和敦促银行业分红的性质完全不一样，前者是为了防止套现，对银行业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后者看似寻求公平的收入再分配解决方案，却会因为银行利润的流失而造成银行在资产质量不良的情况下流动性风险加剧的格局，甚至今后会使得一些银行出现资不抵债的严重后果。

　　基于今天中国银行业的最大问题是“资产质量”的事实，政府对房地产的监管思路也将是求稳在先，价格回落在后。一方面政府鼓励各地的银行降低居民首套购房的利率，以促使健康的住房消费增长来“对冲”楼市监管力度过大所可能造成的硬着陆的风险。另一方面，政府又坚定不移地强化楼市的整顿，防止社会闲置的资金继续炒高楼价，由此造成银行资产更加面临泡沫崩盘的风险。同时，政府又在用时间换空间的做法来释放银行这几年积累的风险——即努力开拓更多产业发展的舞台，吸引银行资金大量进入实体经济，从而确保银行资产质量未来能随着经济复苏而不断改善。上述降低分红比例等做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打开银行流动性增长的空间，从而为今后实业发展带来的新一轮增长周期和由此产生的银行资产质量改善的市场效果赢得宝贵时间。

　　由此看来，要想从根本上改变银行的利润膨胀而资产质量不断恶化的格局，监管部门率先要建立起“逆周期”的调控思路。要在事前通过强化资本充足率、风险拨备等审慎性监管的手段，以抑制银行在盲目的信贷扩张中所不断积累的系统性泡沫风险，千万不能迷信抵押资产能够抗衡事后危机的“神奇力量”。而且，即使让银行实施压力测试，也不能解决由于抵押资产一旦失去了流动性后给银行的健康运作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尽管竞争与开放能够改变银行暴利的格局，但是，不能排除繁荣时期银行业急功近利的“近视眼”行为和由此带来的资产质量严重下滑的可能性。所以，监管部门除了加大银行抗衡风险所需要的审慎性监管的力度之外，还应在繁荣时期加快银行资产证券化的步伐，以分散银行业务增长过快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当然，全力提升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也是提高银行业抗衡系统性风险的必要条件，但是，若不重视改革的最优顺序和最佳时机，就很有可能让我们看到事与愿违的不良后果。尤其是中国的金融资源集中在银行业，银行业的动荡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冲击，在目前中国的金融发展阶段，要远远大于股市动荡所带来的冲击。正因如此，笔者以为，当下首先要强化中国银行业内部的治理机制(包括高端金融人才的引进和合理的薪酬设计等)，然后，需要建立严格的“逆周期”审慎性监管措施，避免“推波助澜”或“乘人之危”的“顺周期”监管方式(繁荣时候放松监管，萧条时候强化监管)，进而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等金融要素价格的改革，鼓励健康的金融创新工具，最后，在恰当的时候，再向有资质的民资和外资开放银行业务，提高市场竞争程度。这样的改革顺序安排，是借鉴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量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后总结出来的，应能使我们在优化银行业服务的过程中，将可能产生的副作用控制在最小范围。(作者孙立坚,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