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对公司的关系是公司治理中的一个主题，但是在治理研究领域中，投资者的角度几乎被忽略了。Lori Verstegen Ryan和Ann K. Buchholtz的这篇文章试图解释之前未曾揭示的在投资者决策过程中信任的作用。

经理人员和股东间的关系是公司治理研究中核心关系之一。一般来说，管理层的义务被概括为只是做财富最大化，但是新近的研究专注于研究管理者对股东的道德倾向性的回应和责任。托马斯·迪福就商业道德的社会描述了一个“道德的市场”，所有交易代表了道德倾向性所促发的个人行动的总和。他将此可能的“统一整合了的道德喜好、理性、行动和组织情境框架”作为一种对未来的愿景提了出来。Dobson(1999) 将道德的市场理念应用到股东交易行为中，提出其存在促使商业机构要么关心股东的道德，要么就付出经济的代价。

对股东的注意力的缺乏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其重要性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大过。由于人文变化和法律方面限制的放松，股东的积极性在过去十年间极大提高。这种积极性推动了股东、高管和董事会成员间的开放性的对话，甚至冲突，从而在运营程序和治理机制上都带来了以投资者为主的变化。结果是，高管人员已经重新将他们的注意力专注于他们对股东的道德责任上面来：“股东价值”已经成为可选择的绩效衡量，商场已经正式将其认同为CEO对股东的“首要”职责。

人们之所以需要更好地理解股东，在于很多高管需要向特定的投资者群体“营销”他们的股份。当Brancato (1997)就如何吸引不同类别的机构投资者向经理人员建议的时候，Useem(1996) 提出，很多高管倾向于强调传统的、长期的个人股东作为他们的股东群体的基础。实际上，对“有耐心的”投资者的追求已经发展成一个行业。

此文通过一个股东决策的信任/风险模型，试图填补公司治理方面的空白。它展示了投资者计算风险的前提，讨论了包括一般信任和情境下信任的两个方面问题。将此新的视角加到投资者心理方面，深化了我们对股东决策的理解，超出了传统的风险/回报观点。同时，它也展示了通过公司业绩的非财务因素对股东心理的影响机制。另外，关于高管如何通过每天的工作来影响股东的感觉、信任的层次，还有交易行为等，该模型给学者和经理人员提供了新的视角。这种理解帮助经理人员吸引只对他们的公司最合适的股东人群，也使他们更好地完成对治理队伍核心成员的道德义务。

模型回顾

股东行为不仅是由他们所愿意承受的风险来决定，还取决于他们对管理层和市场的信任程度。此文的目的是明确信任和风险对股东交易行为的影响。

模型中的第一个成分是投资者对初始投资情境的感觉。由于其兴趣层次、搜索技能、信息获得能力、在投资时间和努力上的能力和意愿等不同，投资者对某一特定公司会搜集到一定的不同数据。在大的经济环境和国际形势的背景下，潜在股东对投资局面形成一定综合的印象。

投资者也从人性本身和市场效率出发，带有个人层面的信任进入交易阶段。个人人性信任变量的不同已经在心理学文献中可以作为一般化信任来操作。在治理领域，一般化信任影响投资者对高管捍卫股东财产的谨慎度的猜测。投资者初始投资情境和一般化信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们特有情境下的信任。

第二步基于信任承接风险的事实：没有风险，就不需要信任了。在当前的实践中，投资者的情境信任程度直接导致他们感觉到的在交易情境下的风险。所有这些加上期待的回报，影响了他们的交易行为。第二个个人差异的变量在这个阶段出现：投资者不同程度的风险偏好。研究表明个体对风险有不同接受程度，这影响他们对潜在回报的评估和行为。

投资者将他们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量进行比较，这是内在进行的。如果潜在投资者感觉风险大但是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他们是可能进行投资的，但是会要求有更高的回报，而且投资后可能会非常紧密地监督资产运营，也会更快地出售掉。如果感觉到的风险相对于他们风险偏好比较低，他们就可能期待一个较低的回报，从而可能会愿意出更高的价格，购买更多股份，并较少监督资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