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要学日本集约发展 不能学美国

　　周其仁：农民进城很困难，80年代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学习都是很困难，但是要想清楚，有这个困难，克服不克服?克服了整个情况就不同了，尤其对下一代。对现有农民我们也在观察，再辛苦也不回去了。遇到困难跑路回去是很好，但是永久性的收入一条线上不去，因为眼界没打开，专业化本事没达到，是很难。

　　这是事情的一面，还有一面是城市要更加开放，现在所谓农民进来难，是因为城里有很多方面要改革，包括房地产的调整，包括社会保障，对外地农民工开放，这一块我们也非常看重。刚刚发生的事件，富士康跳楼的年轻员工，年轻人要住在工厂里头，怎么可以持久?

　　我到印度去看，城市有很多贫民窟，但是仔细观察贫民窟都是违章建筑，但是有一条，他是家庭生活，一家人在一起，再苦在累有家庭亲情的调剂，现在都是远离家庭，像军队、产业大军，城市要扩大开放，如果农村的财产可以流转，可以带一些资源进城，不能光靠劳动。包括子女就学，乡下闲置的财产可以流转，那就可以带一些资本进城。

　　主持人：非常谢谢您。因为时间有限，最后一个问题请教周教授。网友W陈的提问是：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在目前来说，整个楼市很低迷，刚才您也提到，因为房地产的低迷，可能会影响一些城市化进程的速度，那么城市化的进程和征地的制度，在大的环境中间，您觉得会有什么变化呢?

　　周其仁：有很多研究我也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在长沙，跟大家好好研究城市的大话题。城市是一个高密度的社会体，我们作为悠久的农业文明，对高密度的城市，整个知识积累、感受都是不够的，我们要很好的研究城市的学问。房价低，现在房价低和高，跟密度是有关系。

　　中国很有意思，开发商去贿赂我们的主管官员，然后提高楼层，为什么不是倒过来?出钱求你把楼层降低。对城市容积率，我们有一些规划思想问题。中国资源的禀赋，我的看法，我们恐怕要对高密度有更多的理解，另外要有能力来处理它。没有专业能力，密度一高，这个城市就管不了。其实不一定，再高以后，土地的融资能力大了，融资能力大了。最密集的地区，地下五层地铁修下去，地下高速公路再是地下运河，日本一些新的城市区建设，不是坐半小时车上班，把横的东西竖了，高层住，再下边就是电影院商场，一直到地铁，在方圆不大的综合体当中，吃、住、行、买、娱乐，什么都在这里头，不要动车，动电梯，这些东西在日本看了以后，关于怎么居住、怎么生活、怎么管理，这里头有一些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不说我们马上要去做。国土部也好，住建部也好，在中国禀赋要素的压力下也在做一些事情，长沙我也看了，把所有车都放在地下去。我还没去看，一个同事来看了，为什么厂房都是平的?不是低密度占一大块，占着地土地涨价，国土资源配置，人要密集，信息成本才低，要密集人气才旺，有人气。

　　将来的城市怎么发展?我们老说，过去城市化是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的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最好在农村找出路。我认为这个方针是反映那个时代，不适宜这个时代，应该研究中国13亿人口怎么能够居住好，邓小平曾经讲到建筑、讲到城市，里面有一句话说，说服农民住楼，这是1980年讲的，各地都有各地的特点，不能住一样的楼，长沙就是长沙，反映我们自己悠久传统的民居。但是要素禀赋这个东西摆在这里，所以中国可能是大城市、中心城市、城市群，要成为“十二五”、“十三五”重要的目标，要培养相应的建设人才、管理人才，管理得好就是生产力，就是融资的潜力，就是合理的生产方式。农村经过大量复垦以后，绿色会大大增加，我们现在土地资源配置是问题，城不像城，村不像村，一到农村全连上，建筑全连上。

　　主持人：周先生强调未来城市化的发展是土地集约。

　　周其仁：不是土地的管理，是密度，项目、基础设施、资源、人、消费集中的密度，高密度的区对人类能力很大的挑战，我们要面对这个挑战，尤其中国，不能学美国，平平的，一看好多，美国只有3亿人，他们的国土面积，山地又少。我们要更多的研究日本、新加坡的发展，怎么能够在有限的国土面积上支撑国民经济的高密集体量，这是城市化未来值得研究的一个方向。对长株潭、对两型社会，对这些试验都一直抱有很高的兴趣，我们在长沙的研究尽管不多，今天报告的还是成都。

　　主持人：希望下一次到长沙来就是讲长株潭的经验。听了通篇的演讲，成都的经验对于长株潭也是一个借鉴，也是一个新的试验区。在座各位有一些比较深刻的感受，希望我们能够再次以非常热烈的掌声感谢周教授的演讲。今天只是一个开始，分享还将继续，在接下来一个月之内，我们潇湘晨报还将推出三场有份量的经济学家会讲，请大家关注潇湘晨报的报道。同时，在本次微博提问的五位幸运的提问者可以到现场来领取由周教授签名的书籍。今天的会讲到此结束，谢谢周教授的光临，也谢谢各位观众的参与，谢谢。

　　本文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在潇湘晨报年度财经会讲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