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苏曼丽）“老百姓幸福感在下降，痛苦感在上升，这是否与央行的货币政策有直接关系？”昨天的《财经》年会上，现场观众提出上述问题。对此，周小川表示，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人都比以前更加痛苦，而央行在这方面的作用有限。

　　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

　　周小川用经济学中“效用最大化”理论解释称，经济学里讲个人行为，有一个概念叫做效用最大化。个人行为往往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既包括就业赚钱，拿工资，同时也包括他最佳支配自己所获得的收入。

　　对个人来讲，可以做很多事，包括要最大化你自己的收入，如何支配收入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当然你也有选择工作、选择报酬的权利。“至于中央银行能做什么事，我不认为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做太多的事情。大家可以从整体经济环境和效用函数角度来分析。”周小川说。

　　金融危机后，我国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天量的信贷投放，在恢复经济的同时，也埋下了通货膨胀的隐患。虽然CPI已经连续数月回落，但是实际负利率从2010年2月份开始，已经连续维持了22个月。“跑赢CPI”成为居民关心的主要话题。

　　实体经济是工作基础

　　此外，周小川强调，明年中国经济应把握好四条主线，即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实体经济是工作基础，改革创新是强大动力，保障民生是根本目的。支持实体经济就要通过加强对金融部门的监管，使金融产品、金融市场贴近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

　　他表示，一方面，在金融危机爆发时，金融业问题拖累了整体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而另一方面，在克服金融危机争取经济复苏时，金融业给实体经济带来的支持远远不够。当前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有些失控，交易方式呈现裸卖空的特点。

　　周小川认为，未来应该加大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控制，交易应与经济基本面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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