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下一个五年已经开始，在您看来，“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将会面临哪些难题和压力？

辜胜阻：“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将会面临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难题和压力。

具体来讲，一是高投资和低消费的失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为92.3%，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则为52.5%。2009年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失衡达到了极点。

二是高工业化率和低城镇化率的失衡。来自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结果表明，截至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46.6%。但是在6亿城市人口中包含了2亿农民工，所以中国城市化率目前实际只有1/3。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严重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是高价城式化（生活方式）和低价工业化的失衡。城镇化可以分为有形的或物化的城镇化(Urbanization)和无形的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Urbanism)，后者可以称为“城式化”。在两栖生存状态下，由于高额的房价、医疗费和子女教育费用等，城市生活方式或“城式化”的成本非常高，农民工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工业化表现为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低价工业化。

四是高能耗和低减排的失衡。有研究表明，过去20年中，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7%～20%。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严重的“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

五是私人产品过剩和公共产品短缺的失衡。相对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我国公共产品短缺的问题非常突出。由于过去过多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造成资源配置失衡，挤占了稀缺的公共资源，使得社会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中国经济周刊》：毫无疑问，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转型将成为“十二五”的政治主题。然而，转型应该怎么转？

辜胜阻：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人均GDP突破了4000美元，成为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如果把过去从低收入国向中等收入国的转变称为第一次转型，那么中国经济面临着第二次转型。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2011年可以认为是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的元年。

“十二五”期间，中国需着力改变需求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增长动力结构等结构失衡的局面，推动经济进入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发展轨道。一是制造业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变，实现国富向民富国强的转变。二是从要素驱动的高增长大国向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发展强国转变，从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的转变，改变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局面。三是从商品输出大国向资本输出强国的转变。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各省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大多数省份都调低了经济增长的目标，一些省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加入了提升国民幸福感的要求，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辜胜阻：一些省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加入了提升国民幸福感的要求，这充分表明，政府也在加快转型，推进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入改革和探索，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核心，提升国民幸福感。当前，公共产品和公 共服务短缺的问题非常突出。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各种民生问题全面升级，城乡居民的幸福指数有待进一步提升。我认为，“十二五”期间，应当要努力推动当前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完善有利于政府重视居民收入提高和国民幸福指数提升的政绩考核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