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先来看看消费。发展经济离不开4个字，那就是生产、消费。中国产能过剩而消费不足的根源在于，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提高失地农民的消费力。在全球各大城市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过像日本东京一样的实绩，在生产扩大的过程中，依托城市化进程，扩大了消费群体。日本的农民通过土地的增值，享受了经济的繁荣，提高了国民的消费实力。而中国因为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土地增值的财富很多被乡镇政府掠夺，最后是城市的生产规模扩大了，产能缺乏足够的购买力来消化，再加上国际市场遭遇金融海啸的影响，促使了中国产能的全面过剩。在今年上半年GDP数据的统计中，国家统计局一改往日的统计口径，将房地产从投资剥离，计入消费，这才有了53.4%的增长，如果将房地产按往常计入投资，实际消费对GDP的贡献仅为43.4%，毫无增长。

    再来看看投资。实际上中国近几年投资占GDP的比重一直过高，已经积累了很多矛盾，除了铁路和城市轻轨，许多区域的高速公路、港口、机场、楼堂馆所等基本建设已经严重过剩。但是政府仍然不惜浪费巨额财富，兴建地方政府部门的办公大楼和其他的所谓形象工程，以至地方政府举债累计已经将近10万亿。正是在这种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中，贪污腐败层出不穷，国民财富被搜刮一空。但是，十分荒唐的是，这次美国的金融海啸，中国政府不顾投资已经严重过剩，消费严重不足，反而大举印钞，扩大投资，不仅没有解决眼前的问题，反而为宏观经济埋下了更大的隐患。这就是，今年上半年实际投资占GDP比重的97.6%的主要原因。

    再来看看出口。到过美国底特律的人都知道，这座全球闻名的汽车城，现在如同一座空城，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向全球输出品牌、科技和营销模式，所有的制造车间转移到了全球各国。据讲，底特律因为蓝领工人工资太高福利太好，才迫不得已将制造车间搬向其他劳动力低廉、土地低廉的国家。恰恰相反，中国的出口却是以低廉的劳动力和低廉的土地成本获取可怜的就业。甚至不顾在全已经臭名昭著的一些污染企业、工业垃圾加工企业全部转移到了中国。美国市场出现萎缩，中国的农民工大批失业，许多地方被污染，许多资源被破坏，而失业的农民工却不计入失业率。这样的出口能够继续吗？即便是没有美国的金融海啸，中国的出口企业也面临转型。

    所以，现在宏观经济格局已经打破，三驾马车彻底散架，再拼命投资也不可能拯救中国经济，更不可能为民造福。是到了出现变局的时候。

    区域经济面对转型

    在今年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变局中，人们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占据中国GDP权重较高的的浙江、上海两省市开始增幅将至全国排名末位，而内蒙和天津及内地省份增速开始加快。今年上半年，天津、内蒙古GDP增幅均达16.2%。天津滨海新区的GDP增幅达23%，带动了整个天津的经济发展，内蒙古的“动力”则来自煤炭，其煤产量超过山西，目前居全国之首。

    在目前公布上半年经济数据的27个省(区、市)中，GDP增幅超10%的省(区、市)有13个：天津、内蒙古、四川、广西、重庆、安徽、陕西、吉林、辽宁、湖北、江苏、江西、西藏；GDP“超8”的省(区、市)有19个。另外，尚未公布经济半年报的河南省，上半年GDP增幅将超过8%。因此，全国至少有20个省份超过“保8”的目标。此外，还有5个省(区、市)增幅低于7.1%的全国平均水平，分别是基础较差的新疆、甘肃、宁夏，以及从“尖子生”跌落下来的浙江和上海，两地经济发展都是外向型，外需不振是它们增速放缓的重要因素。去年全国有13个省(区、市)的GDP超1万亿。今年上半年，在这13地中，有4个省(区、市)GDP保持两位数增速，8地增速超8%。值得注意的是，安徽今年上半年GDP达4512.9亿元，增幅达11.8%，如果下半年再加把劲儿，则有望跻身“万亿俱乐部”。

    在27个省(区、市)中，增幅最小的是上海，为5.6%；其次是甘肃，为6.1%。此外，虽然山西上半年的GDP尚未公布，但其形势也不容乐观。据《21世纪经济报道》称，在市场需求低迷和安全生产压力双重作用下，山西进行了煤矿整合、限产煤量，一季度山西GDP出现了-8.1%的增长，因此上半年出现正增长的希望渺茫，据当地初步估算，可能为-4%到-5%的增长。

    曾经是全国民营经济、外向型经济的标版的温州、台州、绍兴和东莞等地，GDP负增长或接近负增长。整个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开始发生异常的变局。尽管地方政府上报的GDP数据总和，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有很大出入，但是，区域经济发生的变局是显而易见的。现在还不明确，这种状况要持续多久，是否能够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是否能够在这场变局中保持居民收入不会“被增长”，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这场经济变局中，中国社会正在努力寻找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们要以伟大的热情，致力于提高全体国民的消费能力，彻底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消化过剩的产能。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上层建筑要努力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中国社会财富平衡机制，设法降低城乡居民的生活成本，极大的提高全体民众的购买力。需要拷问的是，国家GDP与民众收入两者之间的关系。国家财富转化为全体国民的福祉了吗？如果没有，转化到哪里去了？哪些集团或那些人群掌握着绝大部分财富？那些人应有的财富被掠夺？被谁掠夺？从国际看，由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等大量世界工厂的存在，受制于国际经济技术和知识制高点的统领和控制，大量财富被转移出去，大量财富被国际化了。从国内看，由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中心地位决定了城市是大量财富的集聚地，农村沦为贫瘠之地。从社会阶层看，政府公务员、企业中高层领导成为财富的主要拥有者，他们是居民收入增长的最直接体验方，并形成了新的权贵阶层。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大量小企业、小公司、广大农民、流动人口等弱势群体被财富边缘化底层化荒漠化。他们为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分享不到与之贡献相匹配的现代化成果。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他们的收入增长财富增加，就不可能有中国消费的增长，所谓经济的繁荣就将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场噩梦。

    不要去搞那些无用的投资，那是对财富的极大浪费，只是给权贵阶层又一次贪污和分赃的机会；我们还不具备左右国际市场的能力，所有的出口都只能顺势而为，不要以破坏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我们应该抓住这次机会，实现宏观经济新的构架，把消费比重提高到60%以上，把投资坚决将下来，待出口企业实现转型，三驾马车以消费为头马，带动投资和出口，这样才不会出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