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亮：人民币走强有三方面的动力，内部压力主要来源于长期持续的“双顺差”局面，尽管我们说，中国目前的顺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全球的中低端制造业已经大量转移到中国来，但大量顺差的存在本身足以构成本币升值的压力，特别是在人民币连续5年升值后，贸易顺差高企的局面未见明显变化。

　　外部压力主要来自于国际政治压力，不少国家以中国的高顺差为理由压迫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当然无法解决全球贸易失衡的问题，但强大的海外政治压力并不利于中国外贸环境，也不利于人民币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升值在一定程度上能有助于创造合适的政治对话氛围，缓解政治和贸易上的紧绷压力。

　　三是随着中国经济和国力的提升，人民币不可避免的将成为国际货币之一，这一点在胡锦涛主席访美的联合声明中也得到了美方的承认，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推进，海外对人民币的需求将会与日俱增，这也将对人民币带来升值动力。

　　随着四季度及2010年经济数据的公布，我们看到中国经济比预期的更为强劲，中国经济承受升值冲击的基础也更强，因此预计今年人民币升值速度较2010年更快，保守估计最小升值幅度可达5%，甚至可能会更高。

　　升值与加息之间如何平衡？

　　上海证券报：今年上半年国内的通胀或进一步高企，有观点认为目前已经进入加息周期。而人民币升值则可在一定程度上对抗输入型的通胀，您觉得央行在稳健的货币政策的主基调下，应该如何处理升值与加息之间的平衡？

　　曹红辉：所谓通货膨胀不仅仅是输入性因素造成的，国内因素实际上也是部分原因之一。化解通胀压力，没有货币政策当然不行，但仅仅靠货币政策，效果也不会很好，应采取财税、金融、进出口、土地、房产、政策等综合性措施加以解决。比如降低出口退税税率直至取消绝大部分退税，尤其是资源型及其相关产品的出口。同时，加快各类资源及高技术产品的进口，缓解经常项目下盈余的过快增长。加大海外投资的力度和进度，扩大市场主体使用外汇的规模，放松相应的管制，并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从而为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奠定实体经济基础。

　　针对缺乏基准利率的利率体系特点，可采取结构性加息政策，并辅以其他配套政策。首先，针对房产实行结构性加息，并严格控制各类土地的审批，尤其是以所谓产业园区、大项目名义拿地，行土地开发之实，在加大住宅用地供给的同时，严格控制商业地产的开发规模和增速。又如对出口企业预收款严格审查结汇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实行结汇规模和结汇时间的管制。

　　其次，房产税肯定不是万能的，但要遏制通胀和房价，没有房产税是万万不能的。因为它是针对最具可操作性的财产首先征收的税收，对于改变过度拥有房产的居民财产结构具有重大的引导和约束作用，对于纠正资本过度流入土地和房产领域也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鼓励资本向产业部门的流入，对于改变通胀预期具有积极作用。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房产税的结构设计将决定其政策的有效型，尤其是家庭或个人作为纳税主体、免税面积的设计、结合面积与套数征收、累进税率等将决定财产再分配的范围、规模、比重和进度等。而增加房产供给，改善供给结构，以及实施时点的选择也会影响政策效果。

　　最后，针对大部分贷款均采用土地、房产及相关资产，可以加强贷款抵押的要求和标准，大幅提高贷款抵押物的折扣率，而不是简单地实行贷款规模的约束。

　　刘东亮：有观点认为出于对冲输入型通胀的目的，可以让人民币加速升值，但在目前阶段而言，这一手段能起到的效果可能相当有限。因海外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十分剧烈，年度涨跌幅度甚至可以达到50%甚至100%，依靠升值来对冲进口价格压力事倍功半。而现阶段中国的通胀更主要是由食品价格所引发的，输入型通胀的迹象不明显，当前治理通胀的有效手段应是迅速增加供给，只要通胀尚未从食品领域全面蔓延开来，那么加息和升值对于通胀的作用可能都十分有限。同时，加速升值可能会吸引更多热钱涌入中国，加剧中国的流动性，结果对通胀火上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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