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调控的长期目标来看，物价稳定以及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没有达到理想效果。

　　物价忽高忽低，短时间内从紧缩状态进入通胀阶段。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的ＣＰＩ、ＰＰＩ同比值分别于２００９年２月和１月由正转负，之后负数运行了９个月和１１个月，随着宏观经济的逐渐复苏，在宽松的货币刺激下，ＣＰＩ、ＰＰＩ同比值分别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和１２月由负转正，之后呈现出逐月走高的态势。特别是２０１０年７月以后，粮食、蔬菜等农产品价格形成普涨之势，ＣＰＩ连续５个月超过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所定３％的目标，且逐月走高。２０１０年７—１１月，ＣＰＩ月度同比值分别为３．３％、３．５％、３．６％、４．４％、５．１％。从趋势看，在２０１０年１月之前，ＰＰＩ均低于ＣＰＩ，ＣＰＩ大幅上涨的动能并不强大。但１月份后，ＰＰＩ就超越ＣＰＩ，形成了一个“剪刀差”，４月、５月份“剪刀差”均达到４％的高值。作为先行指标，ＰＰＩ持续上涨，可能在二、三个季度后传导至ＣＰＩ，预计２０１０年第４季度和２０１１年第一季度ＣＰＩ仍将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通胀压力越来越大。

　　货币流动性不断增强，资产泡沫不断积累，使得通胀预期大增。首先，从货币供应看，２００９年货币供应不仅是货币供应量大增的一年，还是狭义货币余额（Ｍ１）增速不断“追赶—逼近—超越” 广义货币余额（Ｍ２）增速的过程，也就是货币流动性不断增强的过程，从２００９年９月起，Ｍ１的增速已超过了Ｍ２，货币流动性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在２０１０年，两者又出现了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货币流动性不断增强。另外，作为资产价格的代表，由于货币过度投放，以及投机的盛行，７０个大中城市房价从２００９年６月起由负转正，并且涨势惊人，２０１０年１—５月涨幅分别为９．５％、１０．７％、１１．７％、１２．８％和１２．４％，与ＣＰＩ、ＰＰＩ的“剪刀差”越拉越大，表明房地产泡沫逐渐扩大，增大整个社会的通胀预期。

　　就业增长滞后于ＧＤＰ增长，促进就业难度加大。受金融危机影响，２００８年上半年全国就有６．７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外向型企业居多）倒闭或停业，严重影响到了就业市场，仅制造业和建筑业这两大行业新增失业３５００万人。再加上大学毕业生、新增城乡劳动力、需要转移的乡村劳动力、转业退伍军人等“增量劳动力”，就业压力非常大。虽然国家实施的政策解决了部分就业岗位，但由于巨额投资大部分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短期内无法创造较多的就业岗位，整个来看，就业增长率明显低于ＧＤＰ增长率；就业弹性系数逐年下降，２００８年为０．０８，２００９年为０．０６；２００７年以来登记失业率逐年增加，出现“无就业增长”现象。

　　国际收支不平衡，国际贸易摩擦加剧。长期以来，我国依靠成本优势和产业优势，进出口总额不断增加的同时顺差也不断增大，招致世界上一些国家的不满。金融危机来临后，我国外贸形势虽然出现下滑的迹象，但在政策的刺激下（数次上调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进出口很快就由负转正，今年５月增幅竟然达到４８．５％，在全球受金融危机冲击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这种成绩只能引发更多的贸易摩擦，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对我国发起“两反两保”等调查。

　　从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来看，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率明显偏高，最终消费率受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而不断下降，经济可持续增长受到制约。

　　第一，此次经济刺激计划以空前的信贷扩张和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为主，伴随着这些投资的落实，２００９年我国固定资本投资率大幅攀升到４７．５％，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继１９９３年投资高峰后的第二个高峰。在投资率突飞猛进的同时，我国居民消费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１９９９年居民消费占ＧＤＰ的比例为４６．１％，到２００９年下滑缩减至３５．６％。

　　第二，我国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除了发展的阶段性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收入分配不尽合理，分配过程中“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特别是此次政府投资大部分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这些工程不仅短期内无法创造较多的有效就业，而且大都被国有大中型企业占据，加剧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程度，影响国民经济基础部门和创新领域的投资，甚至由于一些工程存在腐败动力，导致资金流失，加剧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从而间接导致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居民收入差异不断扩大，基尼系数不断上升。

　　第三，在巨大的投资压力下，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直接和隐性负债过高，财政风险较大。据中国银监会统计，截至２００９年末，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额为７．３８万亿元，同比增长７０．４％。考虑到今后两年地方政府后续贷款２万亿—３万亿元，预计到２０１１年末，地方融资平台负债恐将达到１０万亿元左右。其中，直接债务占８０％，担保性债务占２０％，隐性债务则无法统计。由于目前全国数千家地方融资平台所投资的项目，只有１０％可以用产生的现金流偿还贷款，偿债能力较差，考虑未来两年政府投资可能进一步加大，则必然会大幅增加政府整体负债水平，对经济持续增长有很大风险。

　　第四，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不高，尚未完全实现预期效果，并且对民间资本存在挤出效应。一方面，政府投资的投资乘数要远远小于民间资本，民间投资没有被激发出来，最终会影响到整个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这其中既有投资效率、治理等运作上的问题，也有体制转轨上的问题。另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过于集中在“铁公基”和国有企业手中，政府投资比例过大，将挤出一定比例的民间投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民间资本的投资空间，使得整个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更加剧我国经济结构的失衡。（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