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大约束不了地方政府

　　然而，新草案的技术进步不足以补救它在公民参与原则上的退步。

　　两部草案的一个共同盲点在于，“征求意见”了又如何？地方政府会不会尊重征求意见过程中反映的民意？最后确定的征收项目一定符合“公共利益”吗？在目前全国各类听证普遍走过场的情况下，我们恐怕是没有这个自信的。

　　新草案第8条在界定公共利益之后，最后规定“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旧城区改建，应当纳入市、县级人民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换言之，这类工程将受到市县人大的审议。

　　由地方人大审议政府的征收决定固然是一件好事，有助于发挥宪法规定的人大监督职能。事实上，我早先即撰文介绍美国经验，美国征地拆迁一般都由当地议会决定；如果地方议员确实由选民选举产生、通过周期性选举对选民负责并因此而代表广大选民的利益，那么议会简直就是一台“公共利益机器”，因为所谓“公共利益”其实就是广大选民的利益，那么多数议员说什么是“公共利益”，什么就是“公共利益”。

　　在一个成熟的代议民主体制中，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如此直截了当，以至几乎成了法院不需要也不应该干涉的“政治问题”。问题在于，一些地方人大尚未能有效监督制约当地政府，因而人大审议能发挥多大作用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至少目前还不能替代公民的直接参与。

　　还是应该让被征收者同意

　　再以危旧房改造为例，谁最有资格决定改造工程是否具备“公共利益”呢？当然是住在危旧房的居民，因为工程将直接影响他们的命运。政府也许会说，危旧房改造还涉及市容形象等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但是和命运攸关的居民利益相比，这类虚无缥缈的“利益”显得太微不足道了。

　　因此，旧草案的一大亮点是规定危旧房改造需要获得90%以上被征收人的同意，补偿协议则需要2/3以上的被征收人签约才能生效，从而要求征收决策过程由利益受到直接影响的被征收人参与决定，而非由政府和开发商单方面决定。当然，90%以上的被征收人同意的要求是否太高？如果多数同意是在补偿标准公开之后的知情意志表达，是否还有必要在协议阶段要求多数签约？尽管一些实践部门的人士认为真正的危房改造很容易获得90%同意，这些细节都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但是征收决定和补偿协议应该获得多数居民同意的原则不能改变。

　　然而，新草案恰恰删除了这一重大制度进步，十分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