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驾驭中国这样一个年GDP已近5万亿美元的巨型经济体，并实现发展方式的彻底转变，如果没有一套基于中国国情与经济改革实践同时又不乏国际普适性的转型经济理论的指导，如果没有一套基于上述理论体系形成的前瞻性配套政策体系的指导，仅靠过去那种应急式的转型之举，至多只能解决表面问题，很难给出适应中国经济转型的可行路径并构建一个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的。而政府对投资与出口的偏好，亦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实际上，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每年都要发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例如，在去年的文件中就明确提出要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渠道；大力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节能环保体制改革，以转变发展方式。但从实际执行情况看，相关改革的进展相当缓慢。而在今年的文件中，亦特别强调要加大改革力度，进一步破除制约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障碍，但在相关配套改革措施不能到位或者先行政绩考核体系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各级各地政府以及有关部委基于完成短期经济目标的考虑，很可能还会拖延或者搁置本应立即执行的改革措施。尤其是极为重要的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喊了这么多年依然未见重大进展，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掌握资源价格控制权的有关部门以及权力或影响力极大的既得利益群体，长期以来受益于要素市场价格的人为扭曲所带来的巨大好处，对改革的抵制非常强烈。

    可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决策层必须设法清除依然强大的旧体制遗产。某种意义上说，在转型的关键时期，尽快改变对投资的惯性依赖是政府和企业急需求解的命题。而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尽快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使其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产业升级的关键要素，是摆在政府、企业以及有关市场参与主体面前的急务。在此过程中，政府首先应当确立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积极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消除土地、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等价格方面的扭曲，改变由行政机关定价或者受行政机关影响的定价机制，真正由市场来决定价格，以反映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其次，政府还应为公共品的生产提供足够的激励，特别需要对国家的产业结构进行正确的决策和引导，并以制度保证掌握新技术的人力资本获得这种新技术带来财富的权利。第三，必须尽快拿出加快产业调整，促进产业升级的时间表。在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的共识下，政府亟须积极营造条件使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市场主体的普遍行为。无论是引导企业承接世界产业结构与技术转移，还是加大对战略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乃至合理整合发达省份的研发与制造能力，瞄准世界前沿水平的关键技术，进而以高水平的自主创新引领产业结构升级。都需要发挥相关部委的协调作用。

    笔者认为，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彻底转变可能需要两个五年规划。各级各地政府既不能以追求增长为由而拖延经济转型，也不能在没有清晰路线图的情况下急于求成。业已具备转型条件的沿海发达省份理应先行先试，探索出适应中国经济转型的可行路径。而作为转型的必备条件，既有政绩考核体系改革亦迫在眉睫。

    （章玉贵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