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去年的金融危机中，浙江经济遭受的冲击也非常大，暴露出许多企业风险管理糟糕透顶，少数企业更是不负责任的背负巨债从事证券期货和衍生品投机，结果一些企业因资金链断裂一夜之间垮塌，造成一连串连锁不良反应，引发欠薪雇员和债主的不满。浙江一些地方政府果断出手援助，平缓了不良企业带来的社会冲击，同时地方政府出台了很多有效的好政策，拉动经济走出低谷，比如加大引进外资力度、鼓励民企对外投资、改革户籍和人事制度以便引进人才、推进小额贷款、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等等。

不过，尽管浙江一些地方政府很多政策令人赞赏，但最近也出现一些令人不安的倾向。简单地说，它们不必要地加大对经济活动的直接介入和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干预，用一位政府智囊的话说，“这是政府理直气壮的接棒”；所谓接棒是接两根棒：政府将作为投资主体积极参与投资，包括参股民营开发项目，旨在拉动经济和引导产业升级，第二根棒则更为直接和深入，政府将介入企业的风险管理，甚至在民企组建党工委和纪工委，向企业派驻督察官员。

年初以来浙江绍兴县已向21家大型民企派出了首批19位政府官员，担任“驻企指导员”。如此直接和深入的干预经济和企业经营，无论对于经济发展还是风险防范，都不是可取的方法，相反，它很可能使浙江丧失多年来所拥有的管制宽松、创业与准入自由、经营灵活的制度和政策条件，而它们是浙江经济繁荣的基石。

一个拥有大量自主经营企业的经济体中，难免有一些风险管理不善的企业，甚至过度投机的赌徒，在金融条件恶化时，也难免会出现破产、失业和债务纠纷；但政府干预并不是防范这些风险的有效方法，相反，干预常常会制造和加大风险；上世纪90年代银行业改革的历史表明了，地方政府对投资的主导和对银行信贷的干预，是大部分银行坏账的根源，那次改革的核心，正是在于切断地方政府与各大国有银行当地分行之间的人事、决策和利益纽带，把地方分行从服务于当地经济政策的工具，转变为完全受总行控制的分支机构。

现在，让政府重新扮演投资主体角色、介入企业经营和风险管理，显然与上述已被证明有效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事实也表明，政府官员在风险识别和判断上，并不比企业家、投资者和银行做得更好，实际上，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许多高风险项目和盲目扩张行为，不仅没有政府官员出面提示风险，还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地方政府也是在事后才发现问题所在，不得不进行拯救。而拯救又使得地方政府感到“憋屈”，对民企产生“严重信任危机”，于是将行政权力直接伸至民企内部，直接干预其经营。

市场经济的核心原则，是让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而法律和政府的作用，便是将每项责任真正落到那个该为之负责的人头上，只有这样，市场有效运行所需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才能建立；投资者把钱投入一个高风险项目，或借给一个爱冒险的投机者，就要做好丧失本金的准备，如果债务人掩盖风险而构成欺诈，或卷款潜逃，政府有责任进行调查、追捕和司法救济。政府既不应当鼓励企业冒险，也不应当因“大而不死”而对企业随意横加援手。当然，出于社会稳定政府考虑为雇员垫款，符合道义。但如果政府取代债权人、股东、供应商和评级机构的地位，直接承担监控企业风险的责任，那么，那些本该自己承担风险责任的市场参与者，如何才能培养起承担该责任的能力和习惯呢？这样做只会使他们越来越不负责任，并且最终会“反咬”到政府身上，认为恰是政府的参与让他们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