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报：对于历史的认知与定性往往一言难尽，那么在你的创作中，是如何体现对商业人物的“全面”评价与“公允”判定？

　　吴晓波：确实，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解读。我曾被问到过一个关于孔祥熙的问题，在《跌荡一百年》中，我更多的是从负面角度来描绘他的，他是民国的“误国首恶”，但问题是，孔祥熙在山西故里太谷也做过很多教育普及工作，对于当地教育作出过贡献啊。因此对这样的人物，我们可以这样看：如果说民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的话，那一定有导致失败的人和力量，孔祥熙就一定是那个人了，因为孔氏在很长时间里是国家的财政首长，一度身兼行政院长、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百年以来，没有人在财经事务上比他权力更大，但他把国家纲常全数败坏，而自己则成为举国首富，因此他是国家主义与官僚资本勾结的一个最恶劣的标本。

　　我在写作历史时，很少对人有强烈的好恶感，也拒绝用个人的情感来影响理性的判断。但是，孔氏是一个例外。

　　电脑报：你的作品大多都是精英史，对低层民众的关注是不是太少了？你对你作品的读者是如何定位的？

　　吴晓波：那你说《史记》是平民史还是精英史？历史是由全民参与的，但书写历史的毕竟是少数人，这不矛盾。我的作品就是记录在商业兴起时代里的特殊族群。我的成功也说明我这条创作道路是可以成功的。

　　我很庆幸有很多人喜欢看我的书，卖得也不错。畅销书是相对于数量上的概念，我更觉得我的作品是长销书，至少在规划时，我是站在历史价值的角度来思考的，因为我设想：当外国人、50年以后的人要来回顾这段历史时，他该怎么办？这就是我的定位与受众所在。

　　电脑报：说到成功，在刚结束的一个评选中，你获得了与林毅夫、王石同样的奖项和“中国青年领袖”的评价，你如何看待你对中国经济所作出的贡献？

　　吴晓波：是，我获得了一些奖项，这是社会对我的认可，但也是对文字工作者的认可。我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始终是一个观察者、记录者，我只希望我能保持一种独立的姿态去研究中国经济。至于被认可的经验，我只想说两点，一是要做好自己的创作规划，二是坚持不懈地写作。冯仑说：伟大是熬出来的，这点对任何人都适用。

　　中国经济风向标是“猪”

　　电脑报：你对中国IT历史同样研究颇深。在你看来，你觉得互联网对文艺创作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网络创作有没有可能在未来淘汰掉你这种类型的创作？

　　吴晓波：互联网是人类智慧的宝库，这我很认同。网络将散落在各处的零碎价值拼在了一起，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它是一个平台，也是一种工具，给我们从事创作者提供的便利难以想象。

　　未来世界一定是一个电子化的世界，但我认为传统创作依然会存在，只是表现的方式是电子化的，因为类似于财经写作必定需要依托于现实的采访与调查，第一手内容的价值永远存在。

　　电脑报：问一个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你说自己“即使要站，也要站在富人堆里”，那么你对金钱、财富是什么样的态度？

　　吴晓波：的确那样，但我的意思是，一个称职的知识分子要思想独立，首先要完成财务上的独立。当年我看《红楼梦》，就在想，曹雪芹一定富贵过，因为没有富贵过的话不可能对财富有这样的态度。财富这个东西，人的天性就很容易仇恨它。知识分子对待财富保持一种很平和的态度，这是很难的。我现在看企业家真的是很平和的——你有1000个亿、100个亿。第一，这跟我没关系；第二，我也不羡慕；第三，我很尊重他们。我写这些企业家，其实跟我的财富观是有关系的——如果我是一个很贫穷的人，每天跟这帮富人在一起，其实心态会很差的。我和他们在外面吃一顿饭，吃的是鲍鱼甲鱼，回到家里住三五十平方米的房子，每个月拿2000块钱的工资，我怎么能够平和得了？我不对你“革命”怎么行呢？

　　但是我现在尽量不让自己变成一个商人，因为你真正做企业以后，一定会丧失掉很多立场。人都是这样的，一定会捍卫某一个阶层，你要不捍卫他，你就会跟他绝缘，有距离。我蛮喜欢那个当年和萨特搞对立的雷蒙•阿隆，他就是一个“介入的旁观者”。我觉得我们媒体人也要有这样的姿态，就是一个旁观者，但你又不会离他很远。

　　电脑报：最后一个问题，根据你数十年来对企业的研究，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不景气的冲击下，中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最应警惕的因素是什么？

　　吴晓波：经济危机对企业是一次冲击，也是一次机遇。中国制造在亚洲金融风暴时水落石出，而此次危机后，我们最应警惕和思考的，是如何站在未来的角度上思考现在。巴菲特说：我们要去他们要去的地方而不是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我认同这句话，我认为目前中国公司最缺的还是核心竞争力，尤其是技术方面的突破。

　　电脑报：那在你看来，中国经济是否复苏，该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呢？

　　吴晓波：猪！我的答案永远是猪！当然，不是说丁磊去养的猪。

　　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全球会不会复苏，要看亚洲；亚洲会不会复苏，要看中国。那么中国会不会复苏，要看什么呢？众说纷纭，有说要看制造业，有说要看外贸，有说要看4万亿投资的成效，还有说要看地产、看股市、看老百姓有没有信心。

　　其实，正确的答案是，看猪。看猪会不会飞起来。猪曾飞起来过，在2007年。两年前的那次通货膨胀，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猪肉疯了一样地涨。后来，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政策，一个劲地鼓励农民去养猪，养一头补贴100元。可是，到今年，生猪批发价突然跌到了10元/公斤。按现在的价格，一头猪要少掉500元到700元纯利，这意味着，一年前所有响应号召的农民都血本无归了。

　　前面讲的是生猪养殖方面的情况，可是，猪真的要长上翅膀飞起来，还需要有别的“生长激素”。它是什么呢？那就是货币的流动性过剩。也就是说，飞猪的“头号饲养员”是美联储和中国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