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
    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温家宝总理在工地会议室召开新一代农民工代表座谈会，在北京建筑、制造、安保、餐饮服务等行业工作的50多名年轻农民工代表与总理进行了交流。温家宝总理诚挚地说，“要关心农民工、爱护农民工、尊重农民工，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农民工。通过座谈，使我感到，你们富有朝气、热爱学习、积极向上，你们都掌握了一定的技能，工作也很努力，不少已成为单位骨干。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都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农民工。”(6月15日《新京报》)

    一句“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都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农民工”，让不少人动容。总理所提到的年轻农民工，其实正是当前社会各界所谈起的新生代农民工。今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回答网友关于如何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时，就直言不讳地谈到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的农民工相比还有一些特殊困难。而新生代农民工最早见于中央文件则是2010年的“一号文件”，“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总理重提政府和社会各界要善待新生代农民工，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颇具深意的战略选择。数字显示，我们目前大约1亿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不可谓不庞大。而且与上一代上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有着明显的时代特点，必须加以针对性地重视。何谓“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来说，他们年龄处于18岁到25岁之间，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值较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较高，工作耐受力较低。同时，他们的乡愁十分淡薄，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已经与市民差异不大，他们对城市有认同感，强烈渴盼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走向市民化，才是他们的归宿。

    但是，他们遭遇了诸多难题，这一点他们在座谈会上已经向总理“诉苦”。比如，“虽然工作比较稳定，但是要想长期在北京安家立业，仍然面临住房难和孩子上学难等问题。”实际上，农民工的坦言已经揭示了现实命题，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如何融入城市，从农民工变为市民？二是融入城市、成为市民之后怎么办？

    首先需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这就需要决策部门从革除陈弊和制度建设上确保农民工迈过种种障碍。比如：一方面拆除制度篱笆——— 改革城乡二元户籍体制，首先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敞开城门，让新生代农民工从身份上成为新市民，让他们把城市当作新家园，有归属感。另一方面向他们提供福利保障，享受到和现行市民一样的待遇。

    其次，需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之后的问题。有的农民工成为市民之后，并未真正融入社会，面临着诸多心理障碍和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如何使新生代农民工得到良好的心理慰藉，这是关键所在。正如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所谓，城里人对他们的态度应该是：用城市文明和城市文化同化新生代农民工，而不是排斥他们。绝不能在城市里再搞出个“二元结构”，防止出现一些国家现代化大城市边缘的“贫民窟”现象。另一大关键所在则是如何确保有工作做、有体面的工作做，如果他们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即便市民化他们也难以在城市中生存、长远发展。

    农民工是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我们的社会财富、高楼大厦都凝聚着你们的辛勤劳动和汗水，你们的劳动是光荣的，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尊重。总理如是说。诚哉斯言！真正善待农民工，就要给他们以制度关怀，让他们感受到制度尊严，为此就需要从制度建设上保证他们的尊严和体面。可以说，打量今年这个端午节，因制度关怀而显得无比的温情脉脉。而如何让每个阶层的人都能够“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和贡献赢得尊严，使生活更充实、更美好”，则需要更多的制度建设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