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是几十年一遇的“重新洗牌”(Reset)的机会。就像电脑重新启动一样，一些大势已经终结，新的大势即将兴起。

    小事凭“是”，大事凭“势”。小事只要做对了就行，而要成就大事，非得借势不可。

    电子产业从模拟向数字技术的大转移，造就了三星和LG。“电信的黄金十年”成就了Nokia，也铸就了华为的辉煌。而全球制造业的大迁徙，则将大半个凋敝的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工厂”。

    然后，金融危机来了。GE公司CEO伊梅尔特说，金融危机是几十年一遇的“重新洗牌”(Reset)的机会。就像电脑重新启动一样，一些大势已经终结，新的大势即将兴起。

    下一个大势是什么？

    恕我斗胆预计，在国内，是新农村建设的“城镇化”，在国际上，则是新兴市场的“中国化”。借助新兴市场的“中国化”趋势，中国企业有可能最终打破“代工不挣钱、品牌不值钱”的死结。

    我们先简要回顾过去的几个大势：

    1. 从模拟电子技术向数字技术的大转移

    亚洲金融危机前，三星基于模拟电子技术所生产的产品几乎无利可图。三星掌门人李健熙认定了未来时间将是数字化发展的革命性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为此李健熙将三星未来的命运赌在了数字技术上。当时的三星总裁就说的很清楚：你不能在预见了未来之后便坐等它实现，你要创造未来。当时看到数字时代到来趋势的大有人在，比如索尼的出井伸之甚至在1995年就提出了‘数字化梦想’。但是，出井伸之却没有像三星那样坚定地执行这个计划，自己也在2005年黯然谢场。

    假定三星今天再次陷入危机，并假定李健熙能够再次出面，他还有可能再次拯救三星一次吗？答案基本是“NO”。人们有理由相信李健熙仍然具备当年的战略洞察力和创新能力，但是十年前惠顾三星的那个数字化拐点已经永远地过去了。在一个人四十年的职业生涯中，能够遇见一次产业的拐点已经是够幸运的了，李健熙应该不会奢望每当危机来临之时上帝都会给他准备好拐点。

    2. 全球制造业的大迁徙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成功地抓住了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产业转移时机，利用跨国公司将制造基地转移到低成本地区的机遇，培育和发展自身的制造业。这可以说是中国制造业第一次在全球分工当中找到明确的位置。

    这一成就的取得，我想50%以上应该归功于一个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历史终将证明，邓小平与300年前推动俄国“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彼得大帝以及150年前开启现代日本新纪元的明治天皇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邓小平在正确的时间做了一系列正确的事情，中国企业享受了百年不遇的全球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机遇。这时期最重要的是跑马圈地的勇气、长袖善舞的关系以及适当的运气。

    联想、海尔、长虹、美的、TCL都成功地抓住了这个大势，因而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初步站稳了脚跟。但是，相对于印度的私营企业，中国企业借势能力强，战略洞察力偏弱，比如我国的电视机产业抓住了制造业转移的机会，却错过了三星借以起飞的数字化升级的机会。

    今天，从模拟向数字技术的转移已经结束了，全球制造业对中国的青睐也出现了“审美疲劳”。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企业，需要寻找和把握新的大势。管子说，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就算是圣人，也只能顺应时代潮流而成其事，不能违时而立其功。

    未来大势之一：中国的新农村建设的“城镇化”

    在经济学上，穷人是最稀缺的资源，而我们恰恰拥有8亿农民这样的资源。

    一位企业家多次讲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只是完成了市场经济的启蒙和启动，在这一进程中我们主要受惠于全球化的产业重新布局，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改革开放始于农村，然而当农村从极端贫困的状况下走出来之后，就需要牺牲自己的发展以支持城市的工业化改革。

    但是，今天这一格局无法延续下去了。即便中国主要出口市场美日欧不陷入经济低迷，中国也到了转身回来开发自己的农村市场的时候了。今天，“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头号问题，再也无法回避。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