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复苏之路从来就是崎岖波折的，就在美国经济刚刚显露了较为明确的复苏迹象，欧洲又引爆了“南欧四国”（PIGS）的债务危机。使得本来就障碍重重的全球经济复苏之路又平添了几分变数。正如人不会两次穿过同一条河流，各国政府也从上次的金融危机中吸取了经验教训，欧盟破天荒地与IMF联手推出了总值7500亿欧元的一揽子救市计划。尽管该刺激政策的综合效果很快招致市场的一片质疑之声，但不难看出面对危机，欧元区政策决策者的决绝。

　　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随之也被推到了一个历史的风口浪尖之上。2008年的危机之中，中央决策层能根据国际市场的最新变化，果断把紧缩的政策改弦更张，用四万亿的刺激方案，使得2009年我国的宏观经济避免了硬着陆的风险。现在，我国经济再次面临一个新的选择时点。政策制定执行的首要前提就是在于如何准确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的状态。当下的问题是，政府已经预期到了去年投放的巨量流动性有潜在的通胀危险，所以要未雨绸缪，预先捅破泡沫最严重的地产泡泡。但是暴风骤雨而下的房产新政，却让市场担心经济会因为严厉的地产调控被动地“硬着陆”，具体方式就是房价坚挺，股市却飞流直下，资产市场能敏锐地感知投资者情绪的波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投资者对后续宏观经济状况的担忧。

　　“保增长，调结构”，是中央决策层反复提及的今年经济大方针。保增长，是调结构的大前提，增长不再，则社会问题的集中暴发，会消弭一切经济变革的努力。增长不能降，也就成了政策的底线。然而，一味地强调增长，而忽视产业结构调整，则无异于饮鸩止渴，只不过是延缓危机的到来，却无法使得我国发现经济发展的根本之路，顺利通过刘易斯拐点，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目标。可以观察到的是，政府在最近的一系列调控政策的酝酿上，有着前所未有的决心。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会在保增长与调结构这两个维度之间艰难地走钢丝。当然，最佳的政策效果，是能有惊无险实现经济“软着陆”，顺利完成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但是，我们也要对潜在的风险有充分的认识。一旦政策平衡被打破，要么是经济彻底“硬着陆”，陷入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的困境；要么是政策为了解决避免硬着陆而左右飘忽，使得前期调结构的努力付之东流。

　　在复杂的经济形势面前，政策能取得预定效果的关键，在于制定方针之时就能在战略方向上兼顾长短期之间的利益平衡；以及政策方针制定之后，于执行环节如何完善落实。在战略制定上，政策制定者对我国面临的问题是有清晰认识的，但如何兼顾短期和长期的利益，确是有待商榷。当前我们面临的不是孤立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仅牵扯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转型，更牵扯贫富差距过大、社会矛盾有激化可能等种种社会民生问题。我认为，要透过经济的现象，看到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不能简单地用经济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来归纳当下的主要矛盾。要看到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更为迫切的民生问题和经济结构问题。

　　在欧美，常有代表集团利益的院外游说集团，在立法机关费尽心机为自己的集团谋利益，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施加自身的影响。这本是他们政治游戏规则的一部分，无可厚非。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也已逐渐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这已是客观现实。这些小团体的行为隐秘，其所作所为不为大众所知，但或多或少的对我国的经济政策的实施和具体运作的过程中施加着种种影响。以当前的房地产新政为例，当前的政策主要着力点在遏制不合理的住房需求上。但仅仅靠压缩需求，是无法真正平抑资产价格的。房地产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土地财政，在于中央和地方利益与政策的博弈。不能正确地化解这个核心问题，只会让它在将来暴发得更加猛烈。而要化解这个核心问题，我们需要的是类似于之前国家地方税收分开那样的制度创新，进而从体制上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的平衡，从根本意义上解决土地供给不足的问题。

　　另外，一直困扰着我国的利率、汇率问题，也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我以为，这里，如果依然还是渐进式改革的思路，恐怕只会造就更多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就可能在将来的改革道路上增添了更多的阻力。因此，我们期待看到政府更为果敢的动作。只要政策的制定者能用实际行动向所有的利益体表达解决的决心，被总理期许为比黄金更宝贵的信心，自然也会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牢牢地生根发芽。那样，国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明天，才会有更大的期许和梦想。（李 翔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