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的商业生态系统更是其创造价值的重要元素。例如，最近它启动的一个72小时“创新果酱”网络，将其雇员、大学学者、研究生、技术人员、商界领袖和客户连接。在这个网络中，来自104个国家的14万成员已贡献出37000个创新创意，这些创新创意中，有些价值连城！这就是为什么IBM能在全球专利注册上保持15年的领先地位，它每年注册3200项专利、直接为其贡献超过10%的利润。2008年，IBM的企业价值超过了1577亿美元，但拥有的土地、建筑物、实验室和其他有形资产只有143亿美元---只占其价值的9.1 %。驱动IBM创造价值的不是土地。

　　在知识经济中，拥有并运用商业生态网络这个要素所创造的价值，是传统的土地等资源所望尘莫及的。但是，中国的土地价值远远高于商业生态网络的价值，这个重要的“生产要素”至今仍然被牢牢固守，也因此才会出现用出售土地来计价GDP增长的荒诞理论。

　　组织流程——“创新工厂”

　　商业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主要用于工厂的机器或商店的有形产品，但它的重要性正在被无形的创新性的组织流程取代。如何创造性地创建一家技术公司、如何管理好渠道公司的客户关系、或者如何控制好金融服务公司的投资风险？这些已经与传统的资本概念无关，但它们都已成为知识经济中创造财富的“机器”或“工厂”。组织流程的重点就是基于空间和时间去解决“如何创造价值”的问题，它是“动态能力”的关键，是“创新工厂”。

　　组织流程直接与知识产权(IP )的诀窍和商业秘密密切相关，因为，一个使客户价值最大化的有效的组织流程是在使用所有必要的商业资源的同时，能够实现成本控制、创造高效和把握完美时机，所有这些，都是隐形知识，是诀窍。如果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有卓越的组织流程诀窍，那么它就可以用 “业务流程外包”来创造价值，从而驱动经济增长。

　以“创新工厂”要素创造经济可能是未来的中国经济，且在一些领域开始有了成果。例如，无锡药明康德就是一家拥有组织流程诀窍的企业，这使它能向全球制药公司、生物技术公司以及医疗器械公司提供一系列全方位的实验室研发、研究生产、生物制剂测试以及生产服务，范围贯穿制药和医疗器械研发全过程。即使在全球危机下，这家公司仍然有74 %的增长。

　　东软集团是另一个“业务流程外包”的“创新工厂”。它在创造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还管理和开发全球20家著名企业软件产品，并创造15000个高技能的就业机会。自1994年以来东软的收入增长了近13000 %。东软“创新工厂”的秘密就是嵌入到组织流程的诀窍。神州数码是驱动中国经济的另一颗“创新工厂”新星。它正为中国的银行、企业及地区提供高效的组织流程，通过IT解决方案教他们如何建立“创新工厂”，为中国提供和培养了8500名高科技就业精英。

　　面对“创新工厂”的新要素，中国的企业家们已经走在了政策的前面，他们正在创造数以百万计的、资源节约型的、无污染的就业机会和有竞争力的经济增长。但是对于中国的国家创新建设来讲，国家战略和策略还在传统理论中兜圈子。有句老话 “如果你继续做你以往所已经做的，那么，您能期待的最好的情形就是你现在所有的。”

　　创新陷阱2： 比较优势理论

　　一个国家或企业的比较优势是“比较优势理论”的结果或是原因？这看似复杂的问题，其实很简单，通俗来讲就是说：一个人(或国家，或企业)所拥有的优势是天生的或是后来创造的? 在19世纪和20世纪以前，贫穷国家被告知，他们贫穷是因为“天意”。后来，他们又被告知，他们贫穷是因为“经济规律” 如“比较优势”的使然。

　　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发表的“政治经济与税收的原则”中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所有国家都可以从贸易中受益，即使他们没有一个绝对的价格优势，但各国可以分工生产自己所拥有的低成本优势的产品。“比较优势理论”与“生产要素理论”有关，根据这个理论，一个国家使用其最丰富的生产要素来重点发展相应的产业，生产相应的产品，并通过生产出来的数量来衡量比较优势。按“比较优势”的概念，较穷的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重点专注于低利润产品的行业，而不应争取做全球经济最有价值的部分。这分明是“完全劣势”论，而不是“比较优势”论。

　　你有很多人口是否就应该生产很多大米呢？按照“比较优势”论，二战后的日本最应该成为一个农业生产大国。但是，事实上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汽车制造业根本没有比较优势；一个多世纪前，美国在电子、信息、生物等技术领域并没有比较优势；在1945年，俄罗斯在航空航天业同样没有比较优势；而在上世纪80年代，印度在服务外包方面也没有比较优势。但是，这些国家具有雄心勃勃的愿景，并将理想规划成可能的未来，然后，他们专注于付出努力，集中资源投入，结果，他们的梦想变成现实。美国、日本等国能在竞争中崛起，其产业占据高附加值的位置并且拥有强大的竞争优势并非与生俱有，而是追求和努力的结果，这正好与“比较优势理论”相反。

　　战略决策顾名思义就是要有选择——根据多个可能性作出最佳选择。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在推崇“比较优势理论”并以此为国家提供发展战略参考的时候，考虑更多的是绝对成本(劳动力、土地、原料等)，却对机会成本视而不见，这使得中国没有选择发展难度大、但含金量高的产业，而我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机会成本的代价。例如，放弃飞机和汽车业的发展，经济学家没有意识到，这等于也错失发展先进的电子技术、信息技术、材料技术等领域的机会，同时，还不得不将自已在这些方面的需求市场拱手让给西方企业。这些进口市场的财富有多大？大到无法用出口的衣服鞋帽来衡量，而且由此失去的话语权更无法计算出真正的损失和损害。

　　不可否认：“比较优势理论”从来没有为中国带来真正的竞争优势。而且，它把中国拖入一个危险的、诡异的陷阱之中。为了在全球低附加值产业的位置上做得更好，中国不得不把大部分的资源(包括人才资源、环境资源)分配给加工生产所需的要素方面。但是，绝对成本的不断提高，正逼迫中国经济不得不考虑向高端转型，但是，转型需要的不仅仅是资本，更需要的是人才、知识、经验曲线、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但是，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一直在价值链的低端拼命，有多少经验、人才、企业是可以用来轻而易举地支撑转型呢?这三个“但是”，正好表明我们“有愿望无能力”的窘境。在一张白纸上好作画，在一张浸满了墨迹的纸上就没有这么容易了。这个机会成本还要随时间的递进而增加。

　　如果这么讲还不清楚，那么我们看看北京与韩国现代合资生产索纳塔，是什么结果呢？只有四个轮胎和一个电瓶由中国制造！自主创新天天喊，三十年过去了,却更难下手。中国遵循“比较优势理论”制定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希望走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自主开发的路径。结果，我们是深深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与此同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生产电池的民营企业——比亚迪，在没有任何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天不怕地不怕地将自已研制生产的电动汽车推出市场，让世界为之一震。因果关系一目了然。

　　如果中国不受这些陷阱式的“经济定理/规律”束缚，那么她可以用自己的思想、智慧和决心塑造出她真正想要成为的国家。“在天空中，东方与西方没有任何区别，这些区别是人们通过自己的思维创造出来，然后相信它们是真实的。” 中国之所以身陷囫囵难以自拔，那是因为我们的思维被人引入歧途，我们正在按照别人所设计好的“理论”，一步一步陷下去，而这正是那些想对我们造成危害的人所期待的。再次引用约翰.凯恩斯的话，“困难的是，不是没有新的想法，而是如何摆脱旧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