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摘要：

　　1.美国的金融创新，最终创造出了一个金融怪物--金融大规模杀伤武器（沃伦·巴菲特语），不仅杀伤了美国，也杀伤了世界，杀伤了资本主义。美国前任财政部长约翰·斯诺承认，美国的银行在信贷方面犯了很多错误，忘记了最必要的信贷审批，美国相关部门对银行贷款以及利用房贷进行再融资行为的监管严重缺位。

　　2.是储蓄缺口导致了贸易赤字，还是贸易赤字恶化了储蓄缺口，这本身就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饶舌话题，永远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美国及其代理人向中国泼脏水本不是目的，而是混淆是非，然后要中国承担责任，继续购买美国债券，这才是目的。

　　3.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咒骂"充斥于世界其余地方的储蓄"推动了对美国借贷的高涨，前美国总统布什的智囊、卡托研究所副所长詹姆斯·多恩甚至直接指出，金融危机祸起中国。这些都是典型"乌贼战术"，抑或"栽赃术"，无济于事，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4.美国舆论一度将"中国制造"有意刻画为低值、廉价甚至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美国制造"则是金字招牌，是"高精尖"的代名词，是"梦幻"的再现。金融危机显示，美国不仅能制造世界顶级的"大规模核子杀伤武器"，也能制造"大规模金融杀伤武器"。透视美国次贷危机，再联系国际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危机，不难结论，美国是道地的国际金融动荡的制造者，"美国制造"的神话已经破灭。

　　5.救市行为只能救资本主义一时，而不能救资本主义一世。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只要搞市场经济，经济周期与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现在谈中国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恐怕大众不太感兴趣了，因为此前专家学者的建议车载斗量，但是效果多数差强人意。我要谈的是，中国要着眼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国际资本的"不确定性"。

　　随着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实体经济受到冲击，世界经济持续衰退。这场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究竟具有怎样的性质？美国通过上万亿美元救市究竟能否缓解这场危机？这场来势凶猛的危机的深层原因是什么？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有什么影响？ 我们应当从这场危机中吸取哪些教训？8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做客新华网，就以上问题同广大网友进行交流。

　　世界经济像个陀螺，唯有高速旋转才能保持平衡

　　主持人：当前的金融危机愈演愈，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以来发生的最严重、危害最大的危机。对于这场危机人们似乎感到很突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场危机？

　　江涌：金融危机说起来是比较复杂的，在2008年11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伦敦经济学院进行一座新大楼剪彩时发表讲话，当时她就提到当今世界有这么多优秀的经济学家为什么没有一个预测到这场危机的到来？其实这个话说得很直白，真的是没有几个学者预测到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到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场金融危机的确如你所说的来得比较突然。又因为我们没有预测到、没有预见到，其实事情本身都有它的内在逻辑、它的发生发展、它的蔓延和恶化都有它的内在逻辑，如果我们知道它的内在逻辑的话我们就不会认为这场危机的爆发是突然的。所以危机发生以后很多国家、政府之间仓促应对，但是我们透过这些现象看到这场危机的发生、发展包括后来的演变和恶化都有它的内在逻辑，这个内在逻辑我把它归结为以下几方面，也就是它的原因：

　　首先，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是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背景，也是重要原因。依照相关专家学者的研究，经济全球化已经有数轮。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美国总统里根开启，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在世界范围内竭力推行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与国际化。正是有了经济全球化，美国的资本驰骋世界，美国将金融衍生产品行销到世界，将风险转移给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演绎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世界经济愈发失衡，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持续、巨额的贸易逆差，以资源输出国、日本、"四小龙"、中国等其他外向型国家为代表的巨额贸易顺差。

　　经济金融化即企业生产、居民生活以及政府管理越来越依赖金融服务，社会经济高度被金融"侵蚀"与"污染"，须臾离不开金融。在国际层面，国际金融每天有数万亿美元的交易，而反映实体经济活动的商品流转不到2%，绝大多数是钱与钱的交易。经济金融化不断演绎的一个重要结果是虚拟经济远远超出实体经济，世界经济头重脚轻，失去了重心，惟有高速运转才能保持平衡。

　　第二、美国的金融创新。

    在过去20年，华尔街起着经济杠杆作用，扮演世界经济的心脏，供给世界需要的大部分美元资金。华尔街的金融业不满足中介服务、风险经营，而成为金融工程制造业，设计和制造各类金融衍生产品。金融衍生品通过借贷杠杆使金融市场风险成倍放大，并脱离实体经济成为"风险制造业"。一般商业银行，依照8%的资本准备率，其"杠杆效应"至多只有12倍左右，但是美国的投行、对冲基金等众多金融机构一般都在30倍左右，高杠杆不仅放大了收益，也放大了风险。在自然科学中，任何一项重大发明创造，都要经过多次实验或验证，才能正式推广使用。但是，美国的金融机构、华尔街，发明难以数计的金融产品，未经任何论证或验证，就直接投入市场，而且往往是高调、高价投入市场。这是美国金融监管的严重失职，是美国金融创新的严重偏离。美国的金融创新，最终创造出了一个金融怪物--金融大规模杀伤武器（沃伦·巴菲特语），不仅杀伤了美国，也杀伤了世界，杀伤了资本主义。

　　第三、美国金融监管不够严格和有力，放纵大公司的利益、放纵金融市场的投机。

    美国前任财政部长约翰·斯诺承认，美国的银行在信贷方面犯了很多错误，忘记了最必要的信贷审批，美国相关部门对银行贷款以及利用房贷进行再融资行为的监管严重缺位。2008年10月16日，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说，"我们对造成今天这种状况所有错误感到羞耻。铸成这些错误的有很多人、不同的政党、监管系统和市场规则的失效。"他还指出，尽管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但证交会却没跟上市场的发展。市场需要透明之时，证交会放任不透明，在市场需要监管时，证交会却对高风险不闻不问。

　　"９·１１"后，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将联邦基金利率一降再降，到2003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1%，达到过去4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并持续一年多时间。这意味着，市场融资条件极度宽松，借款非常容易，华尔街可以从市场上用极低成本获得资金。房地产泡沫由此逐渐生成。而且，以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点的判断与认知，存在着严重问题。从多个国际金融危机案例来看，房地产远远不被局限在房屋制造业，而是被严重金融化，是道地的房地产金融业。房地产泡沫屡屡引发危机，主要是相关国家和地区误将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环顾世界，凡是以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点的国家或地区，都出现过经济泡沫，很多引发了金融与经济危机。

　　第四、广泛而严重的道德风险。

    次贷危机爆发后，诸多有关会计欺诈、内幕交易等违规行为不断被媒体曝光。除了相关各州、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监管机构进行调查外，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也介入次贷调查，由此显示，甚至包括美国金融监管在内，美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广泛的道德风险问题。

　　第五、美国政治与经济的矛盾

　　在政党政治时代，无论哪个国家的政党及其政客，都必须考虑选民的需要，因为他们手中握有他们需要的关键选票。为获得选票，必须讨好、笼络选民，政党与政客尽可能端出最好的"牛肉政策"。"居者有其屋"，美国叫"提高居民住房自有率"，来自阿肯色小州的平民总统克林顿，就明确提出了这一口号。美国在19世纪中期，林肯签署《宅地法》，把能卖的土地都卖了，城镇周边的土地都是私人所有，政府财政普遍捉襟见肘。因此，在国家财政债台高筑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无力购房者的困难，支持"两房"用低利息和在低信用度情况下给贫困家庭贷款，资金不足，就靠市场解决，就靠次级贷款。因此，"两房"的诞生，次级贷款的出现，都与政府、政党、政客的政治利益有关，他们不可能认真监管，对金融机构的肆意放贷、肆意制造衍生产品，睁一眼闭一眼。

　　第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这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最深层次原因，是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指资本的无限扩张、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大众购买力不断萎缩的矛盾体现。越是自由的经济，这一基本矛盾越是明显，越是突出。

　　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资本论》中这样表述，资本积累的规律必然是一端是财富的积累，另一端是贫困的积累。这种两极分化结果必然引发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在美国规模较大的公司内，普通员工与管理层的收入差距在近20多年来一直在不断扩大，一般在几百倍、甚至是千倍以上。雷曼兄弟倒闭后，按其章程，在剩余资产中首先要留出4亿美元作为给高管们的补偿，而广大员工和债权人则没有这么幸运。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分配制度的不公。

　　由于分配不公，导致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在美国，社会顶层5%的人占有近60%的财产，社会底层50%的人占有不到3%的财产。社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也越来越大。财富高度集中必然影响消费，使得社会有效需求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