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全球经济再平衡背景下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愈演愈烈，人民币外部升值压力渐趋强烈。本文试图通过对于人民币汇率机制历史沿革以及当前经济运行环境的分析，来检测升值的内生性动力是否充足？
结果显示，在相对需求和相对利差两大类影响汇率的指标中，均难以找到短期升值的充足理据；但从长期来看，考虑到我国劳动力供给拐点将现、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结构转型以及更大范围内的世界经济再平衡等因素，人民币升值是大势所趋，关键在于把握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而在具体机制转变的路径选择上，爬行钉住、一次性升值、钉住一篮子货币三种方案均各有利弊。
短期升值内生动力并不强烈
今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争端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不妨将其理解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必然结果。当前人民币面临的外部压力让我们重新想起了05年的情形，但内部的经济条件是否已经产生了升值的动力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也是左右人民币走向的决定性因素。
汇率是一国与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的相对价格，解释变量包括相对经济增长率、经常账户差额、通货膨胀、国际资金流动等等，但归结为两条，一是相对需求，二是相对利差。我们在此仅列举并分析一些重要指标，意图并不在于得到是否该升值的结论，而是探究这些指标当前状态和可能趋势。
相对需求
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是决定两国货币相对价格长期走势的重要因素。相对于B国，A国拥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意味着B国对A国商品的需求超过A国对B国商品的需求，在外汇市场上B国对A国货币的需求上升，A国货币对B国货币价格上升，也就是升值。
考察中国GDP当季度同比与美国GDP（2005年不变价）同比的差值，2000年—2007年6月份，中国经济增长率增速持续高于美国，2000年初这一数值仅为4.83个百分点，2007年6月份上升至11.94个百分点。这恰逢中国打开国际市场、利用政策和劳动力优势吸引外资向全球输出产品，比较优势使得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商品和劳务需求更大。
目前，两国GDP当季度同比均已经止跌反弹，但中国超过美国的差值并没有显示出强劲上升趋势。我们认为，“稳增长、调结构”是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工作主题，而美国得益于可能到来设备支出周期，经济增长或超预期。中国无疑会继续领跑，但从趋势上看1-2年之内中美经济增速之差不会再持续显著提高。
经常项目平衡：该项目是相对需求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反映，如果A国向B国出口商品和服务超过从B国进口，那么将在经常项目账户上形成盈余，也就是贸易顺差。由于顺差会造成被动货币投放——即外汇占款，因此在资本账户未能有效表现为逆差时，顺差越大越会造成社会总需求上升，从而引发通货膨胀可能。
2000年加入WTO后，我国出口增速大大加快。按照支出法计算，净出口和服务对GDP的贡献率从2001年的-0.1%上升至2005年的24.10%，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也从2003年的1.55%上升至2007年的7.98%。2005年7月份开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后三年间人民币兑美元从8.22升值到6.84。这一阶段初期，中国顺差占GDP比重继续上升，不能排除滞后效应（即J曲线），但升值未必就是解决贸易顺差最为有效的途径。
对于顺差的影响，我们应该用动态思维去考察：一方面，连续七、八年高速增长的净出口换回大量外汇，积累了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从存量看人民币的确面临一定升值压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预计中国贸易顺差增速无法重现2000年以后的黄金增长时期，如果中国想保持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就必须先大量进口先进技术（这涉及发达国家放开），因此未来顺差增速下降甚至个别时间点出现经常项目逆差，并不稀奇。
净储蓄：顺差（CA）除了可以看作是出口与进口之差，还表现为一国储蓄与支出的关系：具体说，官方净储蓄是政府税收（T）与支出（G）余额，私人净储蓄则是私人储蓄（S）与私人投资（I）余额，公式为CA=（T-G）+（S-I）。如果净储蓄越多，那么顺差越大；反之，如果政府和私人偏好消费，储蓄率不断降低，则表现为逆差。
刚才我们说升值未必就是解决贸易顺差最为有效的途径，正是基于上述公式。美国对中国长期经常项目逆差，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人偏爱储蓄而美国人偏爱消费，人民币低估只是表现形式。
如果中国更多消费（对内表现为消费，对外表现为进口）而美国人提高储蓄率，将为两国贸易乃至世界经济再平衡做出贡献。我们注意到，2008年四季度以后，中国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支出，中国居民用于房地产相关和汽车的消费也持续增长，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来降低曾经居高不下的储蓄率。我们认为中国净储蓄水平将继续下降，因为在度过人均3000美元拐点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必须过渡到消费主导。同时，我们也发现，美国居民也更多地开始注意降低杠杆增加储蓄，居民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危机时的1%最高上升至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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