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重要管道，向政策要绿色。向政策或者政府的制度安排来要绿色。政府要有所作为，比如说提出一些相关政策，应该及时推出，或者至少形成一个方案，就是环境税，国家应有这个举措。环境税背后不是市场力量，是政府的力量，我觉得可能会成为整个节能减排的重要管道。

    第四个重要管道，向市场力量要绿色。市场的力量关键就是环境产权制度。二氧化碳千百年来，甚至千万年来都不是商品，都不是资产，没有产权，它虽然也是一种物质，但是没有产权关系。现在世道变了，自从京都议定书框架有了以后，人们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一旦达成一种协议，就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就是各国承诺减排，假如超过了指标怎么办？反过来通过节能减排，有富余指标怎么办？于是出现碳产权交易。原本碳不是商品，可变成商品；不是产权，会变成产权。所以我建议大家研究环境产权，给每个企业、每个个人身上都安上一个环境产权的“马达”，逼每个地方自动减排，这是用经济手段、市场力量。

    我现在非常担心：提出节能减排、环保友好型社会，提出绿色经济、绿色发展以后，又搞计划经济那套东西。一提节能减排，政府就采用惩罚、奖励、强制手段。我们国家计划经济根深蒂固，惯性很大。怎么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怎么用产权，这在中国没有这个经验。在国际上有这样的先例，像伦敦、澳大利亚、芝加哥有几个碳交易所，中国也应该有这种新的产权关系，这里涉及四个方面，就是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交易、产权保护。

    创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

    经济参考报：说到创新其实很尴尬。中国是一个“加工大国”，但是一个“创新小国”。这说起来像是个技术问题，但稍微深究一下，就发现原非如此。它涉及我国的教育体制、科研体制和产业制度、产权法律制度等一系列深层问题。这是个难题。

    常修泽：既然是个难题，我们另找时间专门谈。我想说，我们起码应该有一个战略目标，然后奔着这个目标，围绕这个目标，逐个解决那些阻碍创新的体制制度问题。这是下一步改革的一大任务。

    最近，中国在美国推出一个大的国家广告，叫做“中国制造”。为什么做这个广告呢？中国一些产品在世界上受到非议和责难，质量不好，三聚氰氨案对我们创伤很大。从这个意义上，商务部和国新办打广告是有用的，是有价值的，我是支持的，但是这个广告给世界传递一个重要信号，还是“中国制造”。面对着“十二五”、“十三五”，其实应该转型了。过去30年，我们给人家一个印象是“世界工厂”，下一步应该向创新高地来转变，由制造向创造转变，这才是转型升级的一个关键战略。

    这一点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全国经济“块头”现在搞的比较大，去年国内生产总值33.5万亿人民币，今年如果按9.5%的速度的话，中国将成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为了这33.5万亿，是非常辛苦的，其中加工制造占较大比重，现在我们要研究向创新转型。

    我看了2007年世界专利的数据，三方专利，美国是5.2万件，中国是5400件，恰好是美国的1/10。但是我们有十三亿人，美国才两亿多人，这样一比，两个国家的差异就很尖锐。而且更使我心里痛楚的是，排在中国之前的有韩国，韩国地域小，人少，但是他们专利比我们多。下一步，我们要加快创新转型。

    协调：内外、产业、区域、城乡四方面协调

    经济参考报：方略之四：协调。您选择这样一个看起来给人感觉似乎比较泛泛的词，放在转型方略里面，一定有您的道理。需要协调的事太多了，协调什么，谁来协调？

    常修泽：中国经济社会结构不平衡的矛盾，主要包括内外的矛盾，产业的矛盾，地区不平衡矛盾，城乡不平衡的矛盾，因此，要协调。

    先说内外协调。要由出口导向向内外联动转变。不应过分批评出口导向型，外需也是一架马车。这次金融危机暴露我们过度依赖出口。2009年一季度，出口下滑很严重；二季度好一点；到了四季度已经起来了，所以过度依赖外需，确实有风险。下一步要挖掘内需潜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个亮点就是扩内需，而扩内需里边关键是扩私人消费内需和私人投资内需，而不是政府投资内需。我接受新华社的访谈，提出“调整收入分配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过去，把收入分配看成公平的问题，是对的，但现在应该研究收入分配怎么跟增长、跟内需挂钩。

    其次是产业结构协调。要由工业立国向产业协同转变。前年我应邀访台。我比较了两岸产业：一产，大陆11 .3%，台湾是1 .45%；二产，大陆48.6%，台湾27.5%；三产，大陆40.1%，台湾71.05%。两个经济体，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有差异。这给我们一些启发。经比较，感觉大陆下一步发展第三产业的紧迫性很强，我很赞成几年内第三产业比重提高到45%这么一个追求，现在看来有望实现。除了产业之间，二产本身也要调整。整个国家要由工业立国向产业协同转变。

    其三是区域结构协调。要由板块碰撞向区域协调转变。核心问题是避免板块碰撞。转变要重视几个因素：地缘、民族宗教、生产力的差异，要注意协调东、中、西、东北这四个板块。现在有一个新的动向，各个省都在打自己有特色的一张牌，让国家发改委乃至国务院批准经济区或者说示范区。2009年以来，据我所掌握，已经批准了10个左右，由省里面提出来的省内或者跨省经济区，纳入国家规划。如江苏打出了江苏沿海经济区的牌，福建打出了海西经济区的牌，安徽打产业转移示范区的牌，江西要打鄱阳湖牌，等等，等于迫使各地必须出牌。一方面从地方说要打出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从中央说也要掌握“度”，适可而止。

    其四是城乡结构协调。要由城乡二元向城乡一体转变。这是一个大的转型。扩内需，特别是扩消费内需，一个动力源就是居民消费；第二动力源就是中国的城镇化，这是一个很大的动力。要推进这个浪潮，就可以带来很大的社会需求。但对中国的城镇化要有深刻的把握：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社会结构问题。

    根据我对人类文明的理解，城市文明跟乡村文明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城市的市容市貌，不在于高楼大厦，关键在于城市是按照“市民社会”这么一个思想来构建社会结构。所以不可避免地要贯彻的人本主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这条理念在这里要实现。要搞城镇化，搞城市的发展，公民社会是题中应有之义。公民社会这个范畴早晚要出现。

    要搞城市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城市这样一个社会架构，要求“社区自治”。目前城市的组织结构是按照行政系统组织的。真要搞城市化，真要按照市民社会发展，城市里就没有必要搞多级政府。一个城市可以就搞一级政府，下面是功能区，而不是现在的行政区，功能区下面是社区，市政府、功能区、社区，然后到居民那一层。现在，深圳已经开始摸索，有的功能区面积可能跟原来行政区差不多，但是人大政协这套系统没有了，管委会是派出机构。功能区下面是大社区，是群众自治的组织，社区下面还有小区。

责任编辑：cprp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