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我认为“民工荒”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快速增长所形成的劳动力需求所造成的。在此之前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是快于劳动力需求的，现在劳动力供给的速度下降了，但需求没有减缓，所以格局就发生了逆转。

    在本世纪的十年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一直在下降，每年平均增速约为1%，而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一直保持了两位数的快速增长。根据我对“人口红利”的测算，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到2015年左右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应该说就消失了。不过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个人一直使用“人口红利”转折点的说法，因为“转折点”的含义是指趋势上的转变，但转变不是一天发生的。虽然是2015年，但在这之前也在经历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逐渐放慢的过程。

    上海证券报：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民工荒”在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契机？如果是的话，您认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更好地应对并且抓住发展的契机呢？

    蔡昉：我们看到现在出现“民工荒”以后，有些企业的反应就是给农民工提高工资，地方政府也采取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措施。这就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人均收入提高得更快，而且收入提高更多集中在普通劳动者和原来的中低收入家庭，改善了之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因此，“民工荒”是一个信号，反映着正面的信息，不必将“民工荒”当成“民工慌”。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做的首先要顺应规律，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在中西部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和发展政策，使得产业转移能够顺利地、较快地进行。其次，政府也应提供更好的培训、就业中介服务，进行就业信息的搜集、处理和发布工作，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流通，这将有助于利用好“第二次人口红利”。

    上海证券报：“第二次人口红利”指的是什么？

    蔡昉：事实上，我认为“人口红利”有两种。第一次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丰富和储蓄率高。尽管我们预计到2015年以后会出现一个转折点，但是还是有一些“第一次人口红利”可以挖掘的。因为现在我们“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利用形势主要是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虽然转换了就业结构和就业身份，但其消费模式、社会身份没有转化，所以他们的消费贡献、对社会公共服务以及城市居住设施提出的需求还没有被充分挖掘。因此我建议把推进城市化，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看作是对“第一次人口红利”另一半的挖掘。而这一部分其实规模并不小。现在我国人口城市化率是46%，而非农业户口人口的比重只有33%，中间还有13个百分点的差距，“第一次人口红利”另一半的开发将有利于我国内需的扩大，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此外，在这个基础上，还有机会去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通过发展教育培训，延长劳动人口年龄等方式，在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下，挖掘出新的经济增长源泉。而如果社会保障制度好的话，社会养老基金的筹集、保值和增值，也是一种储蓄方式，因为与人口有关，这也是“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