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卫生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选定16个城市作为国家联系指导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地区。指导意见指出，对公立医院因取消药品加成政策而减少的合理收入，采取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收费标准等措施，通过医疗保障基金支付和增加政府投入等途径予以补偿。

    对于医改，公众的要求很简单也很朴实，就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现在医改试点扩大到16城市，拿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积习开刀，使公立医院回归公益。这个减法做得好。但与此同时，新医改试点也给医院提供了通过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收费标准以及增加政府投入来弥补收入的减少。这是新医改给予医院补贴的加法。

    这项政策性的“加减法”大有深意，凸显了医患之间的利益矛盾关系，加来减去恰恰放映出新医改是调整及调和医患矛盾的产物。从博弈论的观点看，公共政策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关系进行妥协调和符合理性原则。但也必须指出，新医改调整的重点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突出矛盾，即朝着有利于民生的方向去改革。所以，通过减法使药价降下来才契合民意。如果说达不到这个目的，或者说在减药价的同时通过加法使医院的收入保持总水平不变，就会导致这样的情况：药价降了，其他价格上涨，似乎又对冲了药品降价的好处。一升一降之间，医院的利益并未有什么损失，患者的利益却是实实在在损失了。这样的改革不过是玩了个花样，依然有负众望。

    更重要的是，所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药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多漫无目的的医疗检查和化验也是难以承受之重。因此，如果新医改要做减法，就将这一揽子的高价和乱收费彻底减下来。在此基础上，给予医院药事服务费等方面的补贴才更为公平。

    按照医改方案，公立医院承担着“公益”的基本医疗使命。所以，公立医院应该尽可能从市场化的经济人角色回归到公益轨道上来。而且，既然政府给予其“公益”的身份，医院生存就要以公共财政来进行奉养。在此情势下，所谓的“以药养医”也就成了没有意义的伪命题。这种身份的厘清，是政府和医院的双边事物，和患者无关。同理，既然是回归“公益”身份，医院医疗服务的价格问题，同样要政府来界定和管理。如果医院果真亏损，可以通过公共财政进行补贴。也就是说，公益身份的医院是将公共事业的成本摊薄到患者身上。所以，新医改减轻患者负担的减法是天经地义，让患者弥补医院亏损的加法则毫无道理。

    从加减法同时使用的情况看，说明了新医改的次优性选择。因为新医改并未解决公立医院的身份定位，从而使医院兼有“公益”和市场的矛盾身份。而新的医疗体制改革又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阶段，也使医院依然保留着政策给予的利润特权，患者享受到的优惠将大打折扣。

    因此，医改试点并没有将医患关系置于平等的博弈平台上，患者依然处于弱势。新医改的加减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