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为了邀请张亚勤加盟初创的微软中国研究院，时任院长的李开复满足了他一个很学术的要求：在他的新办公室里安装一块长3米、用于讨论问题的白板。

　　而这块白板也成为张亚勤“答疑解惑”的平台。高级人力资源总监毛丹妮说，每次当她遇到问题时，亚勤就会在白板上写写画画，将问题一个个地分解，不知不觉中就找到了症结所在。

　　这种简化问题的办法正是从比尔·盖茨那儿学来的，在微软内部有一个“导师制度”，盖茨正是张亚勤的“导师”。每次当张亚勤带着许多问题走进他的办公室，盖茨总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抽象出来，虽然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但张亚勤的思路一下子变得很清晰。

　　战略合作部资深总监申元庆开玩笑地说，如果有人跟张亚勤说一个项目的计划，一下子提出十来条理由，这个项目八成没希望了，因为如果不能抽象化到最重要的三点左右，说明自己本身就没有想清楚。

　　棋手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张亚勤自己也发现，领导者并没有统一的模式，也许千差万别，但他们身上有一些共同点：很强的简化问题的能力，判断的能力，以及平衡内心和外部世界的能力。

　　新思维:考虑七八九

　　可能有时微软希望做一二三，对方想做四五六，结果双方完全没有交集。

　　采访张亚勤的那个早晨，看到他眼睛里充满了血丝，一问才知道，因为在美国读书时的同学来北京，前一天晚上一直到凌晨4点才睡觉。

　　初识他的人，可能会因为他科学家的身份，以及他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认为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但张亚勤却自认为很感性，甚至有时比较冲动，在作决定时常凭直觉，像上少年班、留学、回国这些大事，从来没深思熟虑过。

　　这份感性也来自于他从小养成的广泛的兴趣爱好，绘画、音乐、体育样样喜欢，尤其是绘画，在张亚勤报考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前，他已经报考了山西的艺术学校。

　　在《成长比成功更重要》这本书里，作者研究了20多位成功的“微软小子”，发现绘画使得这些学理工科的孩子们在拥有很高智商的同时，还拥有较高的情商。

　　张亚勤在担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期间，就曾总结定律来描述IT企业管理和文化的理想状态。IT=IQ+IP，E=MC2，这复杂的数学公式，到了张亚勤那儿却成为对人才、对管理文化的诠释。

　　战略合作是2006年以来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一大亮点，但因为很多与国内企业的合作模式还在探索当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瓶颈。最头疼的莫过于，双方无法达成一个共识。可能微软希望做一二三，对方想做四五六，结果双方完全没有交集。

　　一如围棋难于掌握的不是各种技巧，而是形势判断。没有“形”，“势”便无从谈起。“势”刚开始时，常会以某种“形”出现，但某种“形”的出现未必一定意味着“势”的开始。“势”开始时，往往是无声无息，并不引人注目，只是随着“形”的进一步发展，“势”才愈来愈明朗。

　　在势没显现时，张亚勤就会将双方的视野拉大，建议双方暂不考虑一二三，或者四五六，而是考虑七八九。在双方达成一定共识的情况下，原来的差异性似乎不那么明显了，在合作中发现，原来大家的互补性其实很强。

   微软中国的研发力量

　　他们让盖茨惊讶

　　2005年9月，张亚勤再次披挂上阵，就任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兼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主席，所有人的焦点似乎只是集中在张亚勤与刚跳槽Google的李开复之争，期待着上演一场龙虎之争。

　　彼时，却很少有人发现，因为张亚勤的到来，微软中国因此拥有了两位全球副总裁，这在微软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销售业绩远高于中国的日本，甚至连一位本土的全球副总裁都没有。比尔·盖茨和鲍尔默对中国的重新布局由此展开。

　　张亚勤以低调的姿态很快地进入角色，在全球进行招兵买马。2006年1月18日，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正式成立，将原来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亚洲工程院，微软（中国）技术中心，以及分布在上海、深圳的多个产品部门整合在一起。

　　仅仅过了三四个月，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确定了研发的五大方向：移动通讯和嵌入式系统、互联网技术产品和服务、数字娱乐、服务器和工具以及新兴市场。

　　一年后，研发集团的全职员工已由600多人增至1500人。2006年4月，比尔·盖茨在博鳌论坛宣布，将在北京和上海投资建设研发园区。新园区建成后，将能容纳8000人一起工作。中国研发集团已成为微软全球除美国之外，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功能最齐全的研发机构。

　　究竟是怎样的魔力让微软中国研发的力量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迅速膨胀？这样一个研发集团的成立将在哪些方面发挥真正的效力？“中国'智'造，慧及全球”的理想就要实现了吗？

　　势：人才、产业环境、研发模式

　　三大关键因素的改变

　　张亚勤曾经说过一句话，“人生的兴奋和挑战在于未知、不确定、不可预测，一定要敢于尝试。”当他1999年加入成立不久的微软中国研究院时，可能很多人都认为他在冒险。

　　即使8年前就加入的研发集团首席技术官张宏江也认为他有些过于理想化，“我和亚勤说，一流的人才都去了美国，我们怎么可能在中国做出漂亮的东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