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达志 （成都商报评论员）

　　1月21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宣布：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这一消息引发西方媒体高度关注，纷纷预测中国将在今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崛起———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横扫全球的大背景下的和平崛起，引起了西方尤其是美国朝野的高度重视和纷纷议论。根据美国全球语言研究所2009年年底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成为过去10年中的世界头号新闻，其受关注度甚至超过了伊拉克战争和2001年“9·11”恐怖袭击。

　　西方对中国的“再认识”，引起了部分中国学者和媒体的警惕及忧虑。广州日报24日发表分析文章称：部分西方人士热炒“中国模式”，声称中国将“拯救世界”，是意欲“捧杀”中国；其深层动机，是要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国际责任。

　　所谓“中国模式”，最早见于2004年5月美国人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中国经济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一枝独秀，使“中国模式”在国际上再次受到热炒。而尤为令人关注的，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中国模式”论述。福山曾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作出过“美国模式优于任何发展模式”的断言，但在2009年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却宣称：“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福山的“转变”，从学术的角度说，无可厚非，甚至值得钦佩，很难让人往“捧杀中国”的阴谋论上想。但是，雷默的《北京共识》及其“中国模式”论，却让不少人联想到了日本当年的处境。经过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到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步入了令人炫目的鼎盛时期。一时间，以1979年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傅高义推出的一本名为《日本第一》的书为重要标志，美国等西方媒体对日本经济奇迹进行了全方位的热炒。随后，日本被迫“承担经济大国责任”，经济陷入长达10年的衰退中。有人声称这是美国的“阴谋”。

　　西方对中国的热捧是否存在阴谋，从战略的角度上说或许应该宁可信其有。然而，只是一味地“揭露”或者进行意识形态上的阐释，是不足取的。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量虽很大，但是除以十几亿的更为庞大的人口基数，一下就“相形见绌”了。中国在教育、医疗、住房保障和其他民生领域，欠账还很多；东西部发展还十分不平衡；贫富差距的扩大还未获得有效控制；不少地方和不少领域的社会矛盾还很突出……

　　许多年前，邓小平为当时的中国制定了“韬光养晦”的国际关系战略。随着中国经济在这30年中的高速发展，一些国人渐渐忘乎所以，甚至妄自尊大起来———人家还没有“捧杀”你，自己倒先陶醉其中了。我们的宣传，一度也是只报喜不报忧，媒体和文化界也渐渐丧失了反思精神和忧患意识，这在客观上其实是“配合”了西方对“中国模式”的热炒，使中国在一系列国际交涉上陷入被动。

　　即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这绝不只是一个“低调”的说法，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中国这30年高速发展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的，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基本国情。正确认识自己，放眼大千世界，不井底之蛙，不妄自菲薄，不回避矛盾，不遮丑护短，坚持改革开放，构建和谐社会。有了这样的“内因”，国际上再怎么“捧杀”我们，也只是“外因”，起不了多大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