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直觉、大胆和无情的执行力，今天中国商业界的主角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迅速崛起。未来呢？

　　1999年，90岁高龄的彼得·德鲁克决定写作一本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著作：它不是对过去成功实践的总结，而是面向未来，一本革新旧有管理理论的著作。这就是《21世纪的管理挑战》。这位上世纪最伟大的管理学者已经预见到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双重浪潮席卷下，传统的基于工业流水线而诞生的管理学的假设前提已经变更。

　　在管理学的范畴内，这堪称是类似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一样的“反叛”。而商业世界也的确在接下来的9年时间内按照这样的逻辑在进行演进、变异和重组。类似的挑战已经摆在了所有管理者的案头——在信息时代，哪些企业组织方式已经渐趋失效？如何因应信息时代的挑战做出商业变革？如何管理知识工作者，以更好地完成公司的使命？

　　这些拷问直指公司和商业世界创造繁荣的基础。在德鲁克看来，组织越来越想当然地认为它们之前赖以成功的经营之道是正确无误的，因此越来越忽视它们的存在。于是组织变得草率行事，开始投机取巧，开始追求权宜之计；它停止思考，停止提出疑问；它记住答案，却忘记了问题本身。

　　但事实上，经营之道只不过是三种假设条件的集成。它首先需要有关于生存环境的假设，即社会及其结构、市场、客户和技术；其次需要有关于组织的具体使命的假设；最后，需要有关于完成组织的使命所需的核心能力的假设。

　　而今，这些假设前提已变。新的社会、人口和经济现实，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可以从容应对的问题。麦肯锡咨询公司在今年3月开展的一项涵及1306位世界各地企业高管的调查显示，只有17%的高管声称他们的企业针对这些趋势所采取的行动已经产生了重大的积极成效。这些影响未来的趋势包括：地缘政治冲突、保护主义抬头、人口老龄化、新兴消费者崛起、自然资源供应制约加大等。

　　对商业领袖来说，想要获得终身成就奖？更加难上加难。1988年4月，中国首次把“优秀企业家”的称号授予了20位企业领导者，而今，除了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冯根生和青岛双星集团董事长汪海还活跃在中国商业舞台的一角以外，其他人物均已泯然众人。彼时，任正非怀揣几万元在深圳刚刚创立了华为；柳传志正在忙于成立联想香港公司，扩大国际品牌电脑的代理业务；王石正为解决万科与大股东的摩擦而焦头烂额，在这一年提出股份制改革试点；对3年前砸掉不合格冰箱的张瑞敏来说，他当年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从全国冰箱产品的一次评比大会上捧回了海尔的第一块质量金牌。

　　依靠直觉、大胆和无情的执行力，这些今天中国商业界的主角们在由短缺经济向消费经济挺进的大潮中迅速崛起。在缺乏商业传统和商业教育的中国，他们更多是从社会政治中领悟管理精髓，从实战中积累经营经验，并善于以极具中国特色的语言来表述这些商业智慧。也因此，这一代中国企业家敢于嘲弄任何彬彬有礼的管理理论，并抗拒任何西式管理经验的直接搬套。

　　这可能的确触及了成就其卓越的秘密——正如德鲁克所相信的那样，管理的本质在于对人的研究。必须注意到，西方管理之“术”，是在一套有着规范而严格的市场交易体制的“气候”中生长出来的。其背后，是绵延千年的以理性思维见长的西式哲学系统，和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标注的“高信任度社会”结构。而中国的企业家们，则更善于以东方文化和权谋之“道”来管理“人”，这使得中国发展工业制造的能力表现得异常惊人：基于权力基础而形成的命令与控制系统，是适用于任何流水线的最佳的“生产关系”。

　　但是，想赢仍然是太难了，甚至过去成功的模式也需要修正或变革。尤其是，如何应对越来越不确定的世界。大多数公司仍旧将它们的预测和计划建立在概率的基础上，企业家会首先考量市场大势，然后制订发展规划，继而组织采购、生产、销售和人力资源供给。而现在，甚至想要对一年内世界和中国经济、行业市场规模作出正确判断都变得更加困难了。这不仅使得公司不断陷入如何存续的危机中，也对原有的以忠诚为特征的文化造成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