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郑轶楠 “‘国民共进’根本不可能，一定是有进有退的。”在1月16日2009年经济观察报“中国再出发”观察家年会上，北京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做如上表示。

　　任志强认为：国进民退的核心问题是建立市场经济中交易各方的地位平等化，如果不是平等化，一定对财产权利、交易权利的一种掠夺。市场交易双方的地位公平性在中国改革以前是从来就不存在的。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要解决人的平等和社会地位问题，恰恰是改革给了我们生存的基本条件。

　　在毛泽东时代应该是国有企业最强大的时代，因为没有其他企业，如果最强大的国有企业都不能把社会主义变成让人吃饱饭，说明国有企业根本不应该存在。

　　任志强认为，国进民退核心问题是建立市场经济中的交易各方的地位平等化，如果不是平等化，一定对财产权利、交易权利的一种掠夺。比如国家对农村的土地问题，这是典型的财产权利委托，如果不能得到合理赢得的补偿，一定会出现限制性条件、约制性条件门槛。这些充分体现了社会地位和市场交易地位的不平等问题。

　　如果我们中国的法律能让中国农民选举权平等、生命权利补偿权利平等，也一定能用法律、制度改革实现所有市场经济中交易主体各方之间的地位权力平衡，这是我们未来改革的再出发起点，如果这迟迟不能解决，中国仍然难以得到好的市场经济。

　　以下为演讲全文：

　　他们安排我最后讲，因为怕我讲完了之后大家都跑了。我想讲的是交易的公平性问题，前面有很多人说了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进和退的问题。我想核心的问题是公平性问题，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交易公平性，如果两个交易双方地位不公平，加上身份不对等，一定是强买强卖，如果不是自愿情况下更是强买强卖的结果。

　　交易双方的地位公平性在中国改革以前是从来就不存在的，我们那时候特别强调数量公平性。比如发粮票的时候说哪两年出生的人都是同一个定家，都是20斤粮食或者25斤粮食。12月31号和1月1号出生的人就差了粮食，他们认为数量上不公平了，而计划经济的不公平始终存在。

　　从现在情况来说，过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工资待遇是不一样的，工人和农民是过去社会的主任，私人经济一定被社会消灭的阶层。过去还有不受法律保护的地位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要解决人的平等和社会地位问题，恰恰是改革给了我们生存的基本基本条件。

　　比如过去上什么学校、上什么专业、然后毕业、毕业之后上什么公司都是其他人说了算。但改革开放之后你可以自己说了算，愿意参加什么工作参加什么工作，这就是地位平等重要一方面。同时就业差别也存在着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是今天仍然存在大量不公平。比如说我们计划经济还依存的非常严重，现在大家都觉得市场中有没有计划经济，没了，其实不然，藏在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看看80后的女孩子结婚之后生孩子通常不给小孩喂奶，买奶粉，奶粉上写着两小时喂一次，一次三勺。说要喝三勺，结果两勺小孩就饱了，不行，必须喂第三勺。结果小孩没长好，大人也很累，因为两小时就要起来喂一次。这种计划经济的参与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仍然存在，而长期存在的矛盾我想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实际上我们大会的主题“再出发”可能从市场交易的双方地位的平等出发的。双向存在矛盾，城乡土地差别存在了价格上的差别，农村土地，因为国家对农民进行征用，所以地位不平等，如果是相互之间平等的交易的话，那你多少钱买的我多少钱卖，自愿才行。

　　现在不是，是我们国家征用，所以你要自愿的话，说明你对国家权利机构的呼应。所以我们在就业、医疗保障、教育方面也有一些差别，第一是生命补偿的差别，一个是城市和农民的生命补偿不一样，还有就是城市和农民的学历的差别。所以我们现在进行了改革，农民选举人员增加了，社会地位不平等不仅仅表现在土地。

　　只要农民工这个词在中国所有的媒体上都消灭了以后，社会公平和民主地位的体现才真正完成。如果我们媒体上和社会舆论中，电视上、网络上都说农民工，那也就是说我们社会地位的平等永远不会实现。这个问题在企业中也系存在，所以我们大家都说，“国民”共进根本不可能，一定是有进有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