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我们给2009年的中国钢铁行业选出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词的话，这个词一定是“产能过剩”。无论是国家公开的“大数据”还是行业或者企业内部的“小数据”，都明确无误地显示这个产业在金融危机之后的过剩产业状态。为了避免产能过剩可能带来的低效率和产业环境恶化，国家多次表示要对钢铁业实施结构和产能调整，最明确的声音来自工信部有关领导在2009年8月份的一次讲话：“钢铁企业无论项目好坏，均不得上马！”然而仅仅几个月后，2010年1月8日，宝钢集团麾下的 八一钢铁公司就宣布将在新疆某地投资100亿元建设炼钢厂。消息一出，舆论“哗然”，是什么力量使得宝钢集团敢于“顶风而上”呢？一时间，种种猜测纷沓而至。

　　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我们暂无从考证。但是，透过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我们也确实能够发现市场经济下各种利益之间的权衡取舍所带来的一些思考。

　　首先，从政府职能看，如何把握宏观整体利益与市场经济微观主体利益之间的协调权衡，确实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命题。经济学家们常把这种微观个体行为损害宏观利益的现象归为“负外部性”，并认为，一旦出现负外部性的话，政府必须发挥宏观调控职能，但究竟怎么发挥，经济学理论并没有给出很明确的方法。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问题：一旦微观个体不服从宏观调控，政府是不是只一个“罚”字了得呢？

　　其实，微观个体也有它的道理：我们不是要搞市场经济吗？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什么？当然是“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果说允许个体（其实是激励个体）追逐个体利益是整个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基础的话，那么政府就应该充分尊重这个基础。这么一来，政府确实也很为难：当个体的负外部性影响到他人或宏观经济整体利益的时候，难道政府应该无所作为吗？显然也不是，于是，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另外一个层面：政府到底应该是用什么手段来发挥自己的职能？

　　很多早期经济学理论把政府职能含蓄地界定在“强制性手段”框架内，包括法律、法规等，直到科斯把市场手段纳入进来，经济学家们才开始注意到政府职能的市场手段。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至今仍相信，政府通过实施市场手段来发挥其职能的难度太大，难以实现。然而现实却不会顾及难度问题，它只承认事物的本质。

　　这次宝钢“顶风建厂”事件恰恰就反映出政府职能的市场手段缺失问题，工信部领导的讲话无疑是政府释放信号的方式，信号释放完了，政府有什么跟进的手段吗？很遗憾，我们没有看到，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政令缝隙，说白了就是现有制度的漏洞。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部门的一个暗示足可以威慑所有相关个体，但现在是市场经济，仅仅有暗示或者口风是不够的，更需要手段，尤其是市场手段。比如当初国家可以出台相关削减产能的激励政策，或者干脆明确约束的条件，也许就不会出现今天这样令很多人尴尬的事情了。

　　其次，从地方政府需求看，这次宝钢建厂背后也存在着另一种声音：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这实际上是一种相当“古老”的声音。当初，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很多企业都是在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的大潮中成长起来的，如今，几乎所有的“大牌”国企、央企都曾经为地方经济建设做过贡献，也都从中受过益，那么，这种支持地方经济的模式是否应该演变成固定模式呢？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当然希望这样，但是，从宏观整体看，这并不符合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需求。在现有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职能是中央政府职能的延伸，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利益应该是宏观全局利益的组成部分。因此，各种打着支持地方经济建设旗号但却损害中国经济宏观整体利益的错误举措，如果不解决，再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也难以发挥作用。

　　最后，我很想谈一谈出于宝钢自身利益的决策问题。记得2008年初，我和上海大学的周洛华教授合写过一篇论文，主题就是探讨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对冲思想运用到企业投资决策中的问题，巧合的是，论文探讨的虚拟对象就是宝钢集团，而更巧的是，当初我们假设的投资金额也是100个亿。如今，当我们看到宝钢真的要投资100亿元建一个新厂时，很自然地就想到一个问题：今天的宝钢是依据什么来决策的呢？

　　从外部环境看，宝钢的这次决策有着相当大的压力，小环境中，产能过剩和国家调控结构的压力自不必说；大环境中，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虽没有取得一致，但低碳经济无疑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流，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不可能不展开大规模产业调整。在这样双重压力下，如果宝钢真是出于企业自身利益的考虑，这种决策的难度可想而知。而这种难度不仅来自外部的，更重要的是，新上的这个项目真的对宝钢有利吗？

　　从国外企业投资的一些成功案例看，当企业进行投资决策时，一定要首先考虑到本行业企业股票价格的平均波动水平，然后对比自身的波动率与行业平均水平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自身波动水平低于这个平均水平时，投资扩大已有主营业务规模才有可能得到市场的认可；否则，更应该考虑收缩规模，或者投资建设与主营业务具有互补性的项目，所谓做大做强根本就不是企业生存的必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