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时代应该是国有企业最强大的时代，因为没有其他企业，如果最强大的国有企业都不能把社会主义变成让人吃饱饭，说明国有企业根本不应该存在。凡是企业就是以盈利为目的被称为企业，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叫其他的。但国有企业为了保证国家安全，比如财政明命脉、经济命脉，他要承担亏损的责任，比如粮食不足了买点粮食补市场。这两个责任由一个国资委管，怎么管的好呢？一个人怎么能像孙悟空一样，要管好亏损也要管好经营。比如说经营使用的差别也是存在，所以我们的待遇也是不平等的。

　　企业的福利分配、工资待遇、企业年金、住房、劳保、环保、规模差别等等，以至于投标中，国有企业的就参加投标，非国有企业参加的就不能投标，这种限制性的条件都出现了，造成市场中的不公平。而行为不公平一定形成结果不公平。比如山西对煤矿的收购，因为地位不公平结果肯定是不公平的。在我们的统计中，从统计数字看不出来是国进民退的结果或者是不支持，但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提出社会制度、地位上的公平不公平。

　　当社会再讨论国进民退或者是民进国退的时候，不只是数量上的变化，而是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如果当民进的时候，大家公平程度会逐步提高，而当国进的时候一定是市场经营主体的经营地位发生重大的逆转。这种不公平更加严重，如果社会交易各方市场地位不公平，我们不能想象这种市场规则还会继续存在。所以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一定是地位平等，我愿意交换就交换，不愿意交换拉倒。现在是不行，你就得交换。 

　　前两天我们听了一个桑尔先生关于碳交易的例子，他被世界称为碳交易之父，最早他是做期货市场的，他也获得了期货市场的称号。重要的基础是什么呢？基础是桑尔先生关于交易理论的演变，他把从期货和经营交易的方法转到碳交易。而我认为他运用了交易双方平等交易的原则进行交易。

　　当中国政府提出中国政府下降碳排放量的时候，或者要求某各地区必须同比下降排放量的时候，使用的是数量型的行政命令，但实际结果是我们有男人也女人，有胖人有瘦人，有地方有能源，有的地方有替代能源，有地方没有合理替代能源。但如果让所有人都得减，谁也没达到指标，胖人可能减完了跑了，瘦人减完没了。大国有企业胖，没关系，有大量投入减排，而且投入是负责任的，经济上也可能是亏损，或者不计成本和代价，但完成了命令指标，因为可以升官了。

　　而中小企业不能完成，结果他不得不退出这个行业，因为我们的资源能源和条件都不一样，不可能用同一个方法。但是总量控制的碳交易，可以让企业在排放上加大投入，并通过排放转换出来的收入减少投入或者我的成本。因此有了让企业转让和环保的动力，也有资金的支持和可持续发展的动能。

　　企业之间的互动能推动整体的减排，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至今所有谈到低碳经济和减排过程中的政策都是补贴，从来没有一个是交易能力，而交易补偿公平性恰恰在于社会地位的平等性问题，所以芝加哥碳交易所，有上万农民进行谈交易，比如说多种了几棵树，就可以把碳排放量卖给某些企业，支持我再去做。这种交易和市场行为恰恰是我们目前存在的重要问题，而碳交易中的交易各方地位平等是起码条件。换句话，我们只能以碳排放量为基础，就是你拿出一个碳排放量我买，而不是看你的企业是不是国有的，你是不是民有的，或者这个企业是不是有国家保护的或垄断的，这完全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就是钱买货，而不是政策等其他行为限制钱的价格，变相使钱贬值或者升值。

　　所以芝加哥交易所中，既有企业、有外资、有内资、有民营，有国有，也有政府，有几个洲政府，也有学校、农民，可以在同一平台进行交易，没有权力问题，也不存在什么玻璃门和弹簧门的问题了。如果有了补偿交易完全可以解决我们统一性的差异问题，包括我们4万亿的贡献，有的用高成本购买农民的收益，比如说粮食问题。这几年贫富差距，城乡差别拉大，特别是农民的土地和他的宅基地他的财产不能增值，城市里的破平房，即使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但是他也虽着周围的房价而升值了，但是农民的土地政府没有给钱，甚至也没多过一分。所以说这些问题导致的土地矛盾，也同时给农民以高价补偿，就改变我们城乡之间宅基地的空心村。

　　我觉得核心问题是建立市场经济中的交易各方的地位平等化，如果不是平等化，一定对财产权利、交易权利的一种掠夺，比如国家对农村的整地问题，这是典型的财产权利委托，或者不能得到合理赢得的补偿。一定会出现限制性条件、约制性条件门槛。这些充分体现了社会地位和市场交易地位的不平等问题。如果我们中国的法律能让中国农民选举权平等、生命权利补偿权利平等，也一定能用法律、制度改革实现所有市场经济中交易主体各方之间的地位权力平衡，这是我们未来改革的再出发起点，如果这迟迟不能解决，中国仍然难以得到好的市场经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