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黄亚生（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王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采访者：林涵（媒体人）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大举推出复兴经济计划。这一系列计划无疑延续了长期以来的政府主导模式，在此背景下，国有经济大举进占民间经济领域，这很可能强化了原有经济模式的结构性矛盾。2009 年底，中央经济会议重提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那么，应如何判断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利弊，如何重新定位新阶段的刺激经济政策的坐标呢？笔者于2009年7 月至12月，在珠三角五个城市进行了系列经济调研，并与指导调研的MIT斯隆管理学院黄亚生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王珺教授进行了对话。现经两位教授同意，将采访记录刊登如下。

    一、国进民退，缘起“四万亿”引发的流动性过剩

    林涵：最近一段时间，各个领域都似乎出现了新一轮国进民退热潮。例如，在钢铁业方面，连年亏损的山钢收购盈利的日照钢铁，在房地产业，中央企业大规模囤地，在山西，私营煤矿被限时限价重新国有化。在舆论中形成了一种印象，就是又有新一轮的国进民退的热潮。能否解读一下，这一现象的成因是什么？

    黄亚生：香港有两个经济学家写了一篇文章，他们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把国有企业的利息调高到私营企业的水平，在这个简单的变动后，国有企业大部分的盈利都消失了。所以某种意义上讲，这说明国有企业的资金优势来自政策性的贷款补贴，而在金融危机的时候这就成为不得了的大优势，因为大家缺钱的时候，流动性强的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出现“地王”，出现兼并，这是国有企业本来就有的政策优势，而在金融危机的时候，由于现金为王，这种优势不断加大。在危机中都是这样的，你有现金，有流动性就是国王，所以现在的扩张，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而且1998年到2008年的游戏规则被打破了，当时国有企业要从竞争性行业退出，这个规则本来已经建立起来了，但现在国有企业要加入竞争性行业，这是金融危机给他们巨大的扩充业务的机会。

    王珺：过去在国有企业进行绩效改革时，我将国有企业称为“边际企业”，因为一调整最先亏损的是它，最后复苏的也是它，但是在2007、2008年的经济调整中，最先受影响的是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多在竞争性行业，可能有一部分来自银行贷款，受到银行影响比较大。特别像汇率的提高，对沿海地区多从事出口的民营企业就影响大，2008年，汇率升值17%，原材料上涨，利率调整，政府的限制，民营企业都是先受到调整的。反过来，2008年下半年的时候，国家推出“四万亿”复苏经济，令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得到大量资源。这一次金融危机，中国为什么在全球率先复苏，基本形成共识的是，一是中国地方政府追求 GDP的机制，地方政府追求增长，而且有资源，这样强大的增长动机，全球任何国家都没有；第二，那就是中国有占比重相当大的国有企业，在关键时候，哪怕亏损也好也必须发挥作用，那就是要出钱保证就业和经济发展。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是政府任命的，肯定要听政府指令。但这并不一定产生对资金的需求，拿了钱以后自己未必要用，有相当一部分就通过汇票流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或投资领域。在中国，企业绩效不好，产业绩效不好，凭什么股票从1200点到3000多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货币政策宽松，流动性过剩。

    林涵：国家将资源投入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却将资金投入股市，这是否说明国有企业并没有将资源用在点子上？

    王珺：去年4月后政府发现，经济复苏政策忽略了一个问题，政府给钱，让企业发展，都是供给方面的，而需求到底是否支持被忽略了。在这个背景下，国家就推出了 10大产业振兴计划。现在一方面有钱，流动性过剩，一方面我产生需求，令国有企业将资金用于本身的生产建设，实际上的作用在这里。但仍然有人认为，十大产业发展，都是供给方的，需求到底是否支持，有多大需求能力，怎么创造需求，仍然成问题。

    林涵：目前，有人将“四万亿”理解为经济危机这一特殊时期的刺激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和凯恩斯主义与罗斯福新政的刺激经济政策是否有可比性？

    黄亚生：我们的做法和凯恩斯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罗斯福新政完全不一样，凯恩斯完全没有否认私营企业的重要性，只是为了把失灵的市场调整到正常水平。而我们的做法，国有企业是在代替私营企业。凯恩斯主义主张在宏观层面调整，但我们做的是微观层面，国有企业运用资本优势去并购私营企业，这是微观的措施，不是宏观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