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国有企业一旦进行商业化以后，虽然是国字头，国有股份，承担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功能，承担公共产品公共战略等等，但改制以后它仍然是一个企业，作为一个企业什么行业有钱赚，就进入什么行业。那么从2001年以后，什么行业盈利？就是资源型行业，这个行业国有企业一直把持着，而且比例越来越高。

    林涵：值得关注的是，国外一些大企业例如丰田等三大汽车厂，在做大之后往往都会带动一批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什么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只能有你“进”我“退”，而无法形成共同进退的共生机制？　　

    王珺：我们正在做一个文章，讲企业所有权和集群的联系，在讨论的时候我提出这样的观点，企业所有权包含代理人控制的企业和出资人控制的企业，代理人控制企业偏重自制，例如有100个环节，代理人决策往往把70个环节放在企业内生产，这样规模就比较大，这样对代理人是有好处的，因为定价中交易多，代理人的机会多，而出资人更多采用外购的形式。国有企业是典型的代理人控制企业，民营经济是典型的出资人控制企业。我们做了实证的研究，以纺织业为主，发现在国有企业周围，是没有聚集的。这一轮民营经济增长非常快，但都是在民营经济之间集聚。
　　
    这和90年代普拉哈拉德讲的核心能力完全不同。核心能力的理论是，只做产业链里最有优势的部分，但我们从90年代到现在，都强调从一根线到一块布我们全部都做完了，我觉得这种模式并没有理解世界发展趋势和核心能力的重要性。
　　
    四、放开准入，扶持民资，突破“国”“民”二元结构
　　
    林涵：我们之前在讨论产业升级的时候，谈到存在一个死结，最有动机进行产业升级的竞争性行业的民营企业，由于竞争不断恶化而没有升级的能力，而有能力升级的外资、国有企业则坐收垄断利润，这一情况应如何解决？
　　
    黄亚生：最大问题是国有企业是享有特权的。如果把竞争环境改变以后，用一视同仁的银行金融体制，即使是国有企业有扩张的冲动，也是正常的。在一视同仁的制度下，如果国有企业是垄断的话，那也应该是国家管理的，垄断企业的分红如果跑到政府手里，应该用于减税，补贴穷人，或者分红后直接打入医疗保险基金，但现在整个方向是相反的。因此现在不是手段的问题，而是一个方向的问题。国有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投资，收购私营企业，甚至海外扩张，实际上是在建立自己的帝国。
　　
    王珺：要打破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淡化所有制的歧视和优待，把他们放在同一个平台竞争，另一方面恐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依靠资本市场，金融制度的改革，促进民间金融的发展。要知道，在西方之所以会出现股份制，也是因为大项目一个经济主体吃不下。在任何国家，中小民营经济都存在生存边缘化的问题，对这些中小企业，要给一些优惠政策，例如政策性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也需要产学研平台，比如日本的一些研究中心，台湾工研院，欧洲的生产创新中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