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经济增长80%靠投资，这当然是不能持续的，一旦投资热潮过去，业务能力，对效率的追求，这些私营企业的优势就展现出来了，国有企业是不会具备这样的优势的。因此，国进民退肯定是会出现反弹的。最受影响的是就业，因为目前的国有企业扩张，虽然投资暂时会拉动就业，但例如基础设施建设这种吸纳就业的方式是否可以持续呢？罗斯福当年就明确认识到这种“挖沟填沟”式措施的临时性。

    林涵：正如您在FT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国需要左派》中提到的，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是改善收入分配以刺激消费需求。我想知道，国进民退对收入分配领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黄亚生：国进民退这个过程将恶化收入分配，因为投资项目带动的行业都是资本密集型的，钢铁、铝厂、水泥、建筑材料，所需要的工人是少量的，如果广大民工的收入没有增加，肯定会恶化收入分配。

    首先受冲击的是就业。私营企业获得这么少的资源，但创造大部分就业机会，虽然国有企业暂时可以通过大规模“铁公基”项目拉动就业，但中国的基建已经做了十几、二十几年了，就是今后完成了公路和铁路的建设，那工人怎么办？国有企业对内需的作用，都是在投资方面，在这方面比私营企业还要大，但在消费方面是很弱的。

    而且消费必须靠最终消费，所以中国现在这样做，唯一只能希望美国重新启动消费，但美国失业率超过10%，私人储蓄已经从负到零现在已经到正了。

    最近美国又向中国施压，而中国是不可能接受的，因为内部需求不足。实际上现在人民币的汇率在补贴美国的消费。在美国政治年，以及欧洲共同体内部问题的作用下，贸易保护主义逐步加强，中国的外贸会遇到很多问题，国外最终消费不可能恢复。

    二、新国进民退的危害：加剧产能危机，损害交易信用

    林涵：这里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中粮收购蒙牛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喝彩的声音，觉得蒙牛在三聚氰胺事件中是个没有道德的企业，中粮作为国企收购蒙牛，体现了社会责任感，另外还有山西的黑煤窑，频繁发生矿难被国有企业收购，有些舆论认为这是对私产的侵犯，但另一些舆论认为这是有合理性的。

    黄亚生：某种程度上，这是经济的变化变成意识形态的变化，这是中国在为过去20多年的发展付出代价。过去私有企业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必须采取一些变通的手段，腐败、变通、交税方面做手脚，他们养成习惯。而且我也听到某一些企业家讲，在金融危机后，国有企业显得更有道德，有供应商反应，国有企业是说话算数的。某种情况下，国有企业都是大企业，大企业总是比较规范守信，因为做这些“小文章”省不了几个钱。所以在这种特殊的时期，有很好的商业形象。

    林涵：现在一些国有企业是采取政府定价，向私营企业收购的方式，例如山西的煤炭，还有有色金属等，这一轮所谓国进民退，会不会有资本性手段的新特征？

    王珺：我觉得政府定价，如果是在协商的基础上，也不失为一种办法，但如果是强制收购，总是一种剥夺，这和西方理论里产权不清晰，政府没收财产是一样的，至于强制过程中，打什么样的牌子，都导致私人利益受损失。

    一个社会里最重要的是利益主体之间形成均衡，政府或者国有经济是一个利益团体，私人企业也是利益团体。利益团体之间之所以能交易，是因为两者之间能形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价格，即均衡价格。如果政府定价是强制的，老百姓受到的不仅仅是直接的利益损失，更重要的是对交易信心的打击和破坏。这样就鼓励民间资本更多的短期行为。至于采用资本性手段的问题，正如之前提到的，因为国有经济在“四万亿”中拿到的资金比民营企业多，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展开并购，都是国有企业的强项。

    三、国进民退的深层机理：改革不彻底、代理人控制

    林涵：现在“国进民退”是我们经常谈到的一个词，那么，之前是否存在“民进国退”？在“抓大放小”时期，国有企业似乎是从国家的责任领域和公共技术平台领域撤退，甩掉包袱和责任，去进占资源和垄断权力的领域。应如何评价“抓大放小”？

    王珺：从中国的特殊的背景看，我假定社会有100个行业，在1997年以前国有企业是全部都占了，覆盖全社会的，到十五大以后，提出收缩战线，把资源用在最有效的地方，所谓收缩战线，是官不与民争利，撤出竞争性行业。所以要从其中比如说从70个行业退出来，但剩下那30个行业，国家还看不准，因此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部门，例如造币、国防，以及资源等战略部门，当时十五大界定暂时不放。但当时的逻辑非常清楚，根据国际经验，倘若走下去发现通过国家购买民营经济的产品，提供给全社会效果更好的话，还是要放的，但到了后来就没有推进，这个事情就留了个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