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实践科班“班长”

　　就像所有成功的投资银行家一样,方风雷具有极敏锐的嗅觉,总能早于市场数年准确判断市场下一步的热点,幸运的是,他的准确判断由于与改革呼吸相通,总能找到用武之地,并能迅速成为现实投资案例。

　　从1995年开始,方风雷先后在中金公司、中银国际、工商东亚三家中国顶尖投行担任高管,与方风雷做过同事、成为朋友的包括王岐山、周小川、卫留成等人,因此他被西方同行称为“Rainmaker”,绝不是一介普通的布衣商人。

　　1952年出生的方风雷下过乡,入过伍,“文革”后考上大学,到过外经贸部,洋插队之后1992年回国经商,次年即参与日后名噪一时的中金公司的筹建。他中文专业出身,没有商业银行经历,也并非真正意义上从高等教育到就职方面在海外有完整经历的海归。但其在投资银行界的赫赫战功,却让科班人士望尘莫及。

　　投行是个靠业绩说话的地方,不管拥有什么背景,没有赫赫有名、哄传一时的高收益项目,最好闭嘴、主动靠边。

　　其策划和推动中国移动、中国石油、中国联通、中国海油、凤凰卫视、北京同仁堂等公司的重组上市,中国电信收购香港电讯股份、香港盈科收购香港电讯、中国石油收购印尼油田等并购项目,鹰牌陶瓷、南孚电池等直接投资项目——哪一个项目都煊赫一时,在资本市场可谓战果辉煌。
方风雷的科班得益于脚踏实地的本土实践。1980年代初,他离开外贸部赴河南,留在河南外贸部门被委以重任。他领导的中原国贸和中原集团,是当时外贸改革的先锋之一。他本人也成为外贸系统外贸体制改革小组的成员,其间参与我国第一个期货交易所郑州农产品期货交易所的方案设计和早期筹备。1992年,担任中国管理科学院市场所副所长期间,在海南主持策划了中国第一个不动产证券化产品三亚地产投资券,并为海南人民银行起草了《地产投资券管理办法》。要说实践科班,恐怕能出其右者不多。

　　方风雷不是海归,却能在不长的海外经历中精确地抓住洋为中用的契机,并以其活动能力与执行力,通过某个项目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最终收获一串果实。

　　他在电信行业参与的多米诺骨牌游戏就是撬动连串改革的典型案例。1995年中金公司成立,未来战略并不清晰,他们找不到自己的第一张牌。方风雷到国外投资银行学习,在美国的体会是资本市场要讲行业,在英国的体会是资本市场要讲国企重组。方风雷两者合一。回来开始找行业,搞重组,重点关注当时政企合一而亟待改革破题的电信、能源行业。

　　机会于不经意间到来。摩根士丹利欧洲总裁向时任建行行长、中金公司董事长的王岐山提及英国电信准备收购大东电报局(大东控股香港电讯)。其时正值97年香港回归前夕,中金方面敏感到这是一个契机,方风雷衔命操作。

　　结果,中金公司担任顾问,于1997年上半年协助中国电信收购了香港电讯部分股份。此役让中金第一次获得了国际声誉,第一次获得了大客户,也第一次开始独立承担项目。中金潜行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挣脱了摩根士丹利的阴影,专注于大型国企的重组上市,手中获得第一张牌。

　　很快,1997年10月,由中金公司与高盛担任联席全球协调人,经过短短5个月的准备,包含广东、浙江两省移动通信业务的中国移动(香港)在香港、纽约上市,融资42亿美元,创造了当时亚洲(不含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IPO。

　　此役传递出资本市场的信息,资本市场是改革的工具,改革是一盘棋,通过上市,中国的电信业改革也由此破题。此后电信业全面改革拉开大幕:寻呼剥离,邮电分营,联通重组上市,移动和固网分拆,中国电信上市。电信成为垄断行业中改革步骤较快的一个行业。而中金公司也一战成名,不仅得以明确自己的战略目标,也成就了中国投行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其他垄断性行业的改制重组上市纷沓而至,开启了中国资本市场迄今未歇的壮观一幕。

　　方风雷躬逢其盛,被《Financial Asia》评为“对中国资本市场最有影响的十人之一”。事实上,当时有项目决定权的中国投行家不仅是银行界人士,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掌勺者之一。方风雷不认为自己是银行家,或者投资银行家,难道是自谦吗?很有可能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自傲。

　　不过,上市并不能让国有垄断企业脱胎换骨,即便是方风雷,也无法改变这一基本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