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上海 资深传媒人）

　　近年来社会舆论中有一种十分突出的现象颇值得深入思考：凡是涉及政府财政支出的，只要是用于公共工程投资的，民众和媒体总是满腹狐疑；相反，只要是对某一特定的公民（或公民群体）作出经济补偿的———最典型的如农村征地、城市动迁，稍普通一点的如社会保障费用标准等，舆论又总是一边倒地站在被补偿人的立场上，总是嫌国家补偿不够。

　　笼统地说，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看成以人为本观念深入人心的表现。与过去一直灌输的那种“国家财产事大、个人权利事小”的大公无私意识相比，的确不失为一种显著进步。但若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前者是很正常的公众监督，因而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后者似乎就有点不那么理性了。所以有些“理性”的学者和评论家已开始好言相劝：政府的钱说到底是老百姓自己的，一味要求政府给予某一位钉子户更多的补偿，岂不是损害了其他绝大多数纳税人的利益？

　　很长时间以来，这个问题一直令我相当困扰。不过我思索最多的并不是这个明摆着的逻辑，而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老百姓和媒体观察者难道真的连这么一个“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简单道理都不懂吗？我们大家都知道，奥巴马雄心勃勃的医疗改革计划遭到了许多普通美国人的强烈反对，原因不正在于此吗？———他们认为，给更多人医疗照顾确实是好事情，但这是需要钱的，而钱不是政府能够变出来的，不还是来自老百姓的纳税吗？与其把钱交给政府，让它来操心我们的健康，为什么不留着让老百姓自我照顾呢？

　　中国人似乎从来不会这么思考问题，我们永远都欢迎（呼吁）政府支出更多的钱，只要它能够被看到是用于照顾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而仿佛完全没有考虑过政府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直到去年有NGO组织分别致函要求广州和上海市政府公开地方财政预算一事被广为传播并轰动一时，我才突然明白这种“中国特色”的根源及其背后蕴涵着的大多数民众的无意识心理。说起来相当简单，中国老百姓觉得，政府收多少税（中国的税，除了个调税，绝大多数是在生产领域中直接向企业征收的，而不像西方发达国家，从消费领域里向个人征收的比例很高），怎么收，收来又都花到了哪里，怎么花……这些情况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一无发言权，二无知情权，跟自己毫无关系。从这一基本前提出发，“理性”的老百姓就会十分自然地认为，给一个被动迁居民多点补偿或给一群退休职工多点养老金，至少还算是做了件一般人都看得见的好事。而少给点补偿和养老金节省下来的政府财政，天知道最终会花到哪里去！

　　理论上说，取之于民的财政税收应当用之于民，可现实情况中不管它是不是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都不是老百姓说了算的。或者更确切地说，都是老百姓说了不算而且甚至也没人听的。这同国有企业的情况简直如出一辙：理论上，国有企业属于全体国民，我们每个人都是它们的老板，可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雇员———国有企业的官员———会理睬我们这些“老板”，更别说在乎我们的意见。

　　财政的不公开和不透明状况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政治上的，其直接表现就是民众与政府的高度疏离感———只要不直接涉及自身利益，民众对待任何政府行为都采取一种普遍的虚无主义态度；而一旦政府行为关涉到自己，这种疏离感则又极容易恶化成对立情绪。因为我们必须懂得，在所谓民主政治中，议员和领导人选举之类活动固然极为重要，但它们毕竟不是天天都发生的。而各类公共事务———尤其是越低层级的地方性公共事务，例如要不要修地铁，或者只是地铁站应该修在哪里、修成什么样之类的琐碎问题———却是与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对此发表意见也是他们最有机会和能力行使的公民权利。而一切的具体公共事务，说到底都是一个资源分配的问题，中心问题无非是花钱而已。

　　因此，如果要为改革寻找一个事半功倍的突破口，并凭借它有力推动和催化下一步的全面改革的话，我认为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公开化和透明化是不二之首选。希望在2010年，或者至少在本届党委和政府剩下的两年不到时间内，这项改革能够扎扎实实地启动，并取得实效。

　　一旦如此，必将对各级政府行为产生历史性的深远影响———的确，官员的乌纱帽仍然是上级给的，但他坐在这个官位上能够做什么以及这样去做，却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辖区内的民意。至少，那些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将受到比眼下有力得多的制约。从推进渐进可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出发，财政预算公开化既无损于上级党委对政府官员的掌控力，又多了一股有效的监督力量。

　　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有效改善目前普遍存在的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冷漠关系，使他们放弃对立（或潜在的对立），采取一种前所未有的建设性态度，参与政府主导的公共事务的协商、建议和监督。毕竟，只有老百姓真正感觉到政府要做的某一件事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而且自己的态度对这件事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他们才会真正以理性的态度反复权衡，并作出审慎的行为，而不是处处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甚至是恶作剧似的破坏性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