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那它解决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王锡锌：

    它解决的可能是在程序环节上收集一些不同的意见。

    主持人：

    那它的意义又何在呢？

    王锡锌：

    它的意义本来应该是非常重大的，因为我们落实价格决策里的听证，本来就是想解决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所谓民主化就是让各种不同的声音都能够被反映出来，所谓科学化，我们看到，听证代表、听证参加人里面，要有一些专家学者。但是坦率地说，从目前的实践操作来看，无论是公众的参与，公众声音的表达，还是专家学者在这里真正地去发挥作用，应该说还是不够理想的。主持人：

    刚才我们通过王教授的分析，同时我们也看了短片中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假如说这个听证会可以非常规范的进行，就可以解决水价这个问题吗？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解说：

    始于1996年的中国听证会制度，十几年走下来暴露出来的问题似乎也越来越大。1996年，当年实行的《行政处罚法》把它纳入行政执法程序，希望由消费者、有关部门代表、利益垄断代表等组成听证代表，汇集广泛意见，使政策制定更为科学合理，出台后得以更好的实行。但是，理性地看一下今年年末多个城市的水价听证，似乎已经很难实现这样的初衷。

    但是，面对如今的听证会出现问题，争论激烈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事。面对民众对听证会的质疑，事实上我们也有这样的困惑，哈尔滨的听证会代表刘天晓，即使给他几个小时的发言，济南打瞌睡的代表即使不打瞌睡，福州不愿公开信息的代表即使公开了自己的信息，那么，这些城市的水价听证会就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吗？事实上，面对着公众激烈的质疑，如今的听证会也走进了一个误区，在承担着不应该由它承担的责任。

    傅涛(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必须有相对完善的成本约束机制和服务保障机制，这个保障机制和约束机制靠什么呢？我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适度的公开机制。我刚才提到了，让老百姓理性的参与这件事情。

    解说：

    针对今年多个城市举行的水价听证会，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今年专门为公众整理了《水价十五论》。在这十五个问题中，既分析了水价上涨的原因，供水行业现状，也提及产业调整和管理手段。在傅涛看来，各地的水价听证会背后事实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水价改革，听证会本身并不是百姓和企业之间进行的讨价还价关系，而是公众与政府的协商关系，水价的决定因素不仅仅是服务成本，而且要包括公众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公众支付的水价高低不仅仅取决于成本的高低，而根本上是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政策的取向。公众参与听证会的本意是表达民意，实现政府与公众的沟通，而不是让非专业的公众对供水成本进行专业性的审查，因为即使是专业人士，也很难在短期内对其成本的合理性进行有效判断。

    所以，几个小时的水价听证会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目前的水价听证会已经基本迷失。2009年，本来是中国进行资源价格改革的一个难得时机，但是，围绕着听证会上的争吵，如果解决不好而矛盾激化，反过来或许也会对资源价格改革带来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