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亿万富豪榜

    2009年3月，《Forbes》杂志推出2009年“全球亿万富豪榜”。受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上榜富豪人数从去年的1125人减少到793人，这是2003年以来首次出现榜单“大缩水”现象。其中，355人因资产总额“不达标”落榜，另有18人去世。留在或重返榜单的富豪中，656人资产缩水，52人保持不变，44人身价上涨。上榜富豪个人净资产总额从2008年的4.4万亿美元锐减至2.4万亿美元，损失将近一半，平均个人资产为30亿美元。

    上榜富豪来自于52个国家和一个公国。美国仍然是富豪最多的国家，共有359人上榜，占总人数的45.27%，占总资产的44%，比2008年分别增长了3%和7%。欧洲有196名富豪上榜，主要集中在德国（54）、俄罗斯（27）、英国（25）、意大利（12）和法国（10）。亚太地区有130名富豪，中国内地、日本、印度分别有28人、17人和24人。中东及非洲地区有58名，拉丁美洲地区有50名。

    新兴市场国家富豪阶层的私人财富受到了更严重的冲击。在俄罗斯，富豪的资产普遍急剧缩水，有55名俄罗斯富翁跌出榜单，上榜32人的总资产从去年的4714亿美元减少到1020亿美元。在印度，2009年共有24人入选“全球亿万富豪榜”，比2008年减少了29人，除1人外，其余23人资产都有所减少。在2008年的富豪榜中，印度人占据了10强中的4席，而在2009年，只有穆凯什•阿姆巴尼（Mukesh Ambani）和“钢铁大王”拉克希米•米塔尔（Lakshmi Mittal）进入前10名，分别位列第7、第8名。而2008年富豪榜最大赢家、排名第6位的阿尼尔•安巴尼（Anil Ambani）则是2009年大输家，个人资产缩水76%降至101亿美元，排名第34位。

    中国内地上榜富豪由42人减少到28人，但资产总额减少幅度远远小于印度、俄罗斯等其他新兴经济体，中国内地藉此从印度手中夺得“亚洲最盛产富豪地区”称号。2009年有5名中国内地富豪首次上榜，他们是美特斯邦威集团总裁周成建、比亚迪公司总裁王传福、西洋集团周福仁、日照钢铁总裁杜双华和雨润集团董事局主席祝义才。而张茵、李彦宏、马云、陈义红、彭晓峰、高德康、朱孟依、张克强、张松桥等人2009年落榜。

    中国需要诞生一批伟大的商业机构

    在2009年“全球亿万富豪榜”中，中国超越印度成为亚洲地区的“造福乐土”，这种状况部分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态势。而且，尽管同样遭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但中国经济表现出一定的抗风险能力。从2009年“世界500强”中也可以看出，中国上榜公司数量创历史新高，整体排名也有所提升。总体而言，这种状况充分反映了中国经济良好的发展态势，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这些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得国人给与肯定。但同时，然而，对比两份榜单的“中国力量”，二者缺乏之间的关联性不很明显，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方面。

    首先，大型中国公司（世界500强）并不是“造福”的主要载体。从总收入占比看，大型国有垄断性企业掌握了更多中国经济资源，它们集中于主流行业。在中国的“世界500强”中，许多公司已是行业内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如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目前位居全球银行业市值前三位。由于这些中国公司基本在国内市场运营，这种状况进一步说明，大型国有垄断性企业庞大的销售收入与高市值实质上只反映了相关行业中国本土市场的庞大容量和成长性。

    其次，在2006年的“全球亿万富豪榜”中，中国上榜人数仍只是个位，然而在3年内中国已成为亚洲盛产富豪之地。强劲且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态势是重要原因之一，而更重要的是，中国民营企业在过去10年快速成长，许多公司借助香港、美国等资本市场放大了公司市场势力，同时实现了公司股东财富的快速累积。2009年全部上榜富豪皆为民营企业创始人或职业经理人，这些公司所在多为充分竞争性行业，政府干预性不强，但仍主要集中于中国本土市场。

    与中国相比，日本和印度的企业财富与个人财富之间则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日本的68家“世界500强”公司中几乎全部为民营企业，尽管这些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并未全部进入“全球亿万富豪榜”，但社会整体经济资源的平衡与公平分配帮助日本培育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根据一份民意测验，超过90%的日本人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他们也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也是日本国内消费的主力军。

    印度也是一个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不过社会财富集中于最富有的部分人手中的同时，这些印度富豪所经营的企业同样拥有相当强的竞争力，这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印度家族企业具有很强的财富创造能力。在“全球亿万富豪榜”中，印度诞生过穆凯什•阿姆巴尼和拉克希米•米塔尔这样排名前10位的富豪。第二，印度家族企业经营多元化，且拥有强大的产业链控制力。在印度最大的500家公司中超过75%都由家族掌控。在信息技术、电信、电力、石油化工、钢铁、水泥、化纤、汽车、铝、制药等几乎每一个产业领域，几乎均由家族企业掌控。第三，有20多家印度家族企业如今已实现了跨国经营，米塔尔钢铁、塔塔集团、信实工业集团、Infosys、Wirpo等已在全球范围赢得了相当高的知名度。在2009年“世界500强”中，即有米塔尔钢铁、塔塔钢铁、信实工业集团等多家印度家族企业入围，且排名中等居前水平。可以说，印度经济的“造富”功能伴随着一批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印度企业的出现。这些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良好表现，也为印度经济更好地参与全球化竞争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在全球资源整合方面，（印度）私营企业要比国有企业更具“亲和力”。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过去20多年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造富”功能。可以说，即使是在全世界，中国经济的“造富”能力也堪称一流，这无可置疑是件好事。然而，在打造伟大商业机构方面，我们却落后于发达国家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今天，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经济发展、公司全球竞争力强大、社会财富快速累积与合理分配等因素是推动社会前进重要力量之一。展望未来我们应该意识到，只有诞生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民族企业，在主流市场与主流行业能够“披荆斩棘”、整合全球资源为我所用的伟大商业机构，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地由大变强，才可能为中国打造一个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社会结构，而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一个必要的经济基础之一。正如可口可乐、微软之于美国，丰田、索尼之于日本，现代、三星之于韩国一样，未来的中国，需要也即将诞生一批伟大的商业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