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兴韵认为，诈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银行自身对风险评估不到位，有的是内外勾结，这些都是银行自身存在多层代理人关系问题时，上级对下级风险监控不严造成的。中国的银行业在风险管理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易宪容也认为，国内的银行在有关信贷风险控制方面的工作很糟糕。“目前银行放贷风险这么高，但各银行都在拼命贷款，而且几乎到了根本没有个人信用审查的地步。”

    彭兴韵还表示，目前我国银行业内控机制流于形式，特别是内部稽核形式化，内部控制漏洞很多，这些大案基本上都是钻业务流程没有执行到位的空子。同时也暴露出国有商业银行对分支机构管理偏松、绩效考核不够合理的问题，致使部分分支机构片面追求市场份额和经营绩效，忽视了内部管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范建军博士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银行的内部制度建设看起来很完备，但可执行性非常差。内控制度建设需要各个银行严格执行，事前就应该有防范机制，具体责任落实到人，而不是等到事后检查。事后的惩罚机制如何变成事前的防范机制是关键。

    银行业尝试“集权”是否可行？

    “我们现在在尝试‘集权’，就是以二级分行为重点推进扁平化改革。弱化行政区域设立的支行，上收支行费用支出、信贷审批等方面的权力。”工商银行天津支行信贷一部一位经理告诉记者。

    据悉，很多银行开始从信贷业务入手，将权力上收至总行。

    民生银行2004年力推零售银行的“事业部制”改革，分别设立了华南、华东、华北授信评审中心。光大银行也建立了华东分中心、南部地区、北方地区三大区域授信审批中心。

    交行也计划实行垂直化管理，通过设立地区稽核中心，增强稽核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记者了解到，目前银行倡导的“扁平化、垂直化”的经营管理变革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实行扁平化管理之后，银行管理层与市场和客户的距离增进；二是有利于总行严密监控分支机构，控制经营风险。

    彭兴韵说：“这么多年中国银行业出了一系列的大案要案，很多都是一把手造成的。关键就在于分支行权力过大，又缺乏独立部门对风险进行控制。目前，上级银行如何对下级银行的风险进行监控，还是各商业银行头痛的问题。目前来看，发生诈骗大案后，商业银行普遍采取的均是将下一级支行的业务权力向上一级收缩，比如将原有的审核权力收回。”

    “但这种解决方式是否是控制风险的有效手段，目前来看还很难说，权力集中的过程，会带来效率方面的损失。在中国的历次金融大案发生后，目前都会有这样的权力向上一级集中收缩的过程。遗憾的是，目前来看，这种方式根本没有遏制住大案的发生。”彭兴韵说。

    范建军认为，银行是否“集权”关键要有个度，有些权力不能放得太多，否则下一级支行很多时候对风险的甄别有限，会加大风险。但放得过窄也会影响效率。最根本的还是，银行内控制度从事后的惩罚机制向事前的风险防范机制转变。